前言据悉,科技部、财政部发布《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后,国内众多高校对其博士培养模式、毕业要求进行了改革,中科院、清华、北航、上交等均表明发表论文数量不再作为申请博士学位的限制性条件,相比于论文的数量,论文的质量以及成果是否能够转化成为考核重点。 近日,Nature官方发表重要社评,指出如今博士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博士培养必须摆脱之前的模式。科技发展助推国家硬实力上升,几乎没有一个世界领导人不谈论科学,其敦促研究人员研究国家所需要的科学。比如:去年10月,中国领导人阐述了对科学和创新如何推动增长的愿景;去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芯片和科学法案》,以保持该国的技术主导地位。领导人向研究人员传达的信息都非常明确:认为科学技术对国家繁荣、人民福祉和社会竞争力都至关重要。那么,现有的研究是否适合推进、完善或批评这些目标呢?不完全是,唯有对现有的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即对科研生涯的开端—博士培养进行改革。现有博士培养模式的缺点正如《Nature》和其他新闻所持续报道的那样,全球博士培养已经陷入困境了一段时间。在大多数国家,飙升的通货膨胀侵蚀了学生本已微薄的助学金,造成了生活危机。同时,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长期缺乏支持和质量差的监督,高级研究人员则很少接受指导方面的培训,种族主义和歧视在许多地方的学术文化中都是普遍存在的。此外,博士生对当今尖端科学的跨学科工作和大型团队经验不足,对于学术研究以外的职业尤其如此,但绝大多数博士生毕业后都将工作于此。少数高收入国家的大学已经或正在改革博士评估,但在大多数地方,特别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仍然使用单一的论文评估博士生的工作能力,博士生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前必须在期刊上发表文章。随着读博热潮持续高涨,现有的博士培养模式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全球读博人数持续高涨根据2022年出版的《Towards a Global Core Value System in Doctoral Education》一书(见http://go.nature.com/3zihyuk),指出中国从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从2004年的23400人增加到2016年的55011人(2019年达到约60000人),其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印度则从2004年的17850人增加到2016年的25095人;同期,美国这一数据从48500人攀升至69525人,但博士培养质量持续下降。改革势在必行博士培养起源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并随后扩展到世界各地的。在当时,年轻学者以师徒关系依附于某个教授,以保护和推进个别学科的知识为目标。如今,这种培养模式已经不适合社会的发展,学校和大学的教育不再是相对较少的人所享有的特权—尤其是那些富有的,或者那些接受过政治、宗教或教学等职业培训的人。《Towards a Global Core Value System in Doctoral Education》一文的编辑和撰稿人均为高等教育研究、政策或实践方面的专家,他们提供了各国现状的写照,包括博士培训创新的所有重要例子,指出:学生必须拥有一个以上的导师,如果与一个导师的关系恶化,那么学生就不会那么孤立,并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时,有些学生选择学习额外的课程,或者定期评估他们的研究进展,这种有指导意义的方法应该发生在更广泛的教育中。博士培养改革就像驾驶一艘油轮一样,会很慢,同时需要规划和资源。但最终必须是大规模的改革,就像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改革时发生的那样。如果各国希望科学家为社会更努力地工作,反过来,他们也需要与研究合作,以确保博士培养能够使用适应21世纪的发展。博士培养改革既是中国的现状,也是世界的,需要各国紧密合作,共同探寻出一条发展之路!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0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