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强教授：“地方强校要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

◆如果办大学只以教书为主，缺乏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进取心，是会被时代发展远远甩在后面的。

◆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不能丢失学校自身的特色和传统——对于这一点，必须保持清醒。

◆大学开出来的课，一定是要让学生受益终身的“老虎课”，不能以削弱基础为代价来追求交叉。

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新闻焦点人物，郑强的一举一动受到广泛关注。媒体总是关注他的个人经历、他从业历程中特殊的新闻事件，以及他对一些和教育相关的社会事件的独特理解。

或许，很多人忽略了郑强正在做也最擅长的事情——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管理。他的从业经历非常有代表性：在浙江大学担任副教务长、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求是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在贵州大学担任校长，在太原理工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多年来，他的关注点逐渐从经济发达地区的知名学府，转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领军高校。视角的转移，带来的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不同理解。

近期，高教周刊对郑强进行专访，听一个充满了理想情怀又不乏变革勇气的高等教育管理者，述说如何带领一所已有120年办学历史的中西部地区领军高校“披荆斩棘”，实现跨越式发展。

大学得受尊重、有尊严

记者：2020年4月，您调任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从浙江到贵州，然后回到浙江，再到山西，跨度很大，您如何看待山西省的“邀约”？

郑强：山西省邀请我到太原理工大学任职，可能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基于我之前在浙江大学的工作经历，后来又担任贵州大学校长，引领学校各方面发展，既有发达地区知名大学的管理经验，又对中西部高等教育不乏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另一方面，山西非常希望从发达地区引进一位有活力、有改革勇气的高校管理者。我觉得，他们认为我在综合素质方面是比较合适的。

记者：来山西之前，您对山西高等教育是否了解？初到太原理工时，您的直观感受如何？

郑强：以前，我对山西高等教育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来了以后，有两点感受。

第一，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意识到，山西高等教育曾经错失了很重要的结构调整机会。如果要拉一根时间线的话，它的长度是30年。当前，中国的好大学有不少是通过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得到重大发展的。从省域的角度来看，如果缺乏结构调整，高等教育再发展也不可能是变革性的。

第二，就我到太原理工之初的观察来看，学校的内涵发展还有待深入推进。位于晋中市榆次区的学校主校区，校园非常美丽，极具现代气息，但以前学校对这个校区的定位仅仅是“本科教学”，没有考虑到学术研究、高端平台在整体规划中应当占据的位置，没有凸显大学本应具有的学术内蕴。

记者：基于这些认识，您做了什么事情？提出了怎样的发展理念？

郑强：刚到学校的时候，我带领大家做了一项调研，结果出来大家很惊讶——学校30%左右的教师居然“零课题”。这个数据和地方强校的地位是不匹配的，教学必须由科研来支撑，大学教师不能只是照本宣科。

在我看来，地方强校要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如果办大学只以教书为主，缺乏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进取心，是会被时代发展远远甩在后面的。

记者：您怎样看待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办高等教育？

郑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相比，教育的滞后不完全体现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高等教育上。如果所在省份没有更多好大学，通过高考，成绩前40%的学生就被别的地方的大学用筛子“筛”走了。留在本地的学生，我们当宝贝培养，到了考研，又被“筛”走一批。走掉的学生，还有一大半选择在外省就业。这对本地的人才积累打击非常大，几乎可以用“恶性循环”来形容。

中国的地域太大，一个省的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少数顶尖高校不可能承担高等教育所有的责任。每个省份都应该办出高水平的大学，所谓的“高水平”不是说一定要和顶尖高校分庭抗礼，而是办出来的大学得受尊重、有尊严。

能源革命，决不缺席

记者：今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山西省GDP的增速排在中部地区首位。身处一个急速发展的省份，您如何描述太原理工对于山西省科技创新的贡献？

郑强：目前，山西省关于能源方面的重大重点项目，太原理工大概支撑一半。近两年，山西煤炭工业方面的一等奖大约有1/3出自太原理工。从总体奖项数看，学校也占据半壁江山。我国教育界、科技界有不少杰出代表人物，都出自太原理工。这是我们的家底，是非常光荣的。

记者：未来，您希望带领太原理工在山西的科技创新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学校的哪些布局可以作为支撑？

郑强：作为煤炭大省、能源基地，山西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太原理工要积极参与能源革命，决不缺席。

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强与煤炭、采矿相关学科的建设，尤其在清洁能源相关研究上加大投入力度。当前，学校只有“省部共建煤基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一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的能力和储备不够，而能力和储备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人才。两年多来，我们重作风、重人才、重文化，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争取补齐短板。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建立了生态学学院，致力于解决山西北部黄土高坡的水土流失问题、黄河治理问题与生态维护问题，以及矿山的生态修复问题。还比如，我们想发展微电子学科、生物学科的分支合成生物学……核心是面向山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把人才这个短板不但补起来，而且要强起来。

记者：从太原理工近年来学科发展的动向看，学校逐渐重视基础学科，还有发展医学学科的迹象。您如何解读这一变化？这一变化是否会影响学校原有的工科特色？

郑强：从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发展经验来看，理科是基础。没有好的理科，工科是走不远的。打个比方，让小孩子学钢琴，不弹基本的练习曲，一上来就直接弹某一首具体的曲子，就算他能把这首曲子弹得再好，换一首曲子就不行了，这就是基础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重视理科，主要目的在于夯实基础。

高等教育管理者应该对大学往哪个方向发展，做到心中有数，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不能丢失学校自身的特色和传统——对于这一点，必须保持清醒。

太原理工的传统优势是工科，学校要以工科学科为主干，坚持把煤矿、机械、建筑、水利等主干学科办好。

我们的科研着力点，怎样才能发挥长项？打个比方，我们做文物修复相关的研究，跟以文科见长的高校搞文物鉴定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关注的是，现在文物修复的材料几乎全靠进口，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材料国产化；水的渗漏、风化对文物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如何发挥在材料和现代技术上的专长，利用新材料、新技术对文物进行更好的修复。

现代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工科的支撑，国内顶尖的医学院大多来自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发展医学学科具有天然的优势。从农学来看，现代农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撑，工科的作用不可替代。想做的事情很多，当然，所有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现阶段，对于山西来说，加强高校之间的合作，大家携手发展，努力实现学科融合、课程互通、学分互认非常重要。

一切改革都不能照搬

记者：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太原理工推行的通识教育、学术大部制、学生自由选专业等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和浙江大学此前进行的同名改革是否相同？

郑强：太原理工是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学校，我们非常关注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顶尖高校的学生有的时候可以用学校的名声去找工作，而我们的学生毕业了走到社会上，是要靠专业“吃饭”的。人文情怀和通识教育要有，但根本目的是夯实专业教育的根基。因此，太原理工的通识教育，跟我在浙江大学担任副教务长时期推行的通识教育相比是有变化的，一切改革都不能照搬。

再看学术大部制改革，我们理想中的大部制是虚体机构，主要作用集中在“学术”两个字，开展学术评估、学术咨询、学术研讨等，不包含行政管理和教学管理职能。这就和很多学校推行的学术大部制改革不一样。

在太原理工，只有学业成绩前5%的学生才能自由转专业。为什么要控制比例？我谈一个题外话，有的时候父母可能过于在意孩子一时的“志趣”，但是对于懵懂的青少年来说，志趣又意味着什么呢？有时候，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就学术研究而言，一个人对科学的爱好进而热爱，很多时候是“熬”出来的，是付出了艰辛才能得来的。一个人工作做得越好，就越热爱自己的工作，就是这个道理。学生的志趣也是一样，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努力。

记者：当前，很多学校正在大范围地鼓励学科交叉融合，听闻您对与之相关的人才培养非常关注，能否请您具体谈一谈？

郑强：当前，有些人对“学科交叉”这个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存在认识误区。

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地强调“单独”一个人的复合，去让一个人什么都懂。我们更需要的是在某些方面有特殊专才的人组成的团队。就像一个优秀的交响乐团，由每个领域最杰出的乐手在指挥家的指挥下各司其职。

就大学内部的科研活动来说，它通常是以项目来牵动的。当项目遇到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时，交叉的需要自然就产生了。交叉不是一种刻意的行为。

具体到人才培养，我们不能从较低的层级就开始强调交叉，因为这反映到学业上，必然会造成学生在本科阶段要修习超量课程。有的教师为了自己的“饭碗”不断地“加课”。学生学得既多且杂，没有必要。

大学开出来的课，一定是要让学生受益终身的“老虎课”，不能以削弱基础为代价来追求交叉。我在学校倡导“砍课”行动，跟各学院院长强调重点开好各学科的基础课。学科的前沿进展不是不要学，而是可以通过学术报告的形式来跟进，不必把学术报告都开成课程。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在太原理工两年多的任职经历？

郑强：人是很渺小的。在传统的惯性面前，我们不要指望自己能做惊天动地的事，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事。有很多人希望我能做好，但能不能做好并不取决于我的理想。就目前而言，在有些事情的推进上，可能时间进度和我预期的不一样，但可以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中国教育报》2022年12月12日第5版

作者：本报记者 张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