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PaperRSS、各省高校引才
近期,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发布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公告显示,学校出于人才优化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7名工作人员,其中15人为行政管理岗,2人为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实验员。
据悉,学校此次招聘的17人,均纳入事业编管理,不设置笔试,只进行面试,学历要求均为博士研究生。
对此,有网友表示质疑,直言这所学校招聘行政管理人员要求博士,没有必要,有浪费人才的嫌疑。
行政岗为何要求博士研究生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学校招聘行政管理人员敢要求博士研究生学历呢?
一方面,博士含金量降低。众所周知,近些年,我国博硕士招生人数不断增多,北京的博硕士毕业生都已经比本科多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博硕士在就业市场的含金量下降,很多已经要求本科生的工作岗位开始要求硕士研究生,而一些此前硕士研究生就能报名的岗位也变成了博士才能报名。
另一方面,学校地理位置好,待遇佳,有底气。这批招聘的都是事业编人员,如今很多高校招聘的都是人事代理或者劳务派遣,所以事业编岗位就变得非常吃香,而且江苏经济实力强,事业编人员整体待遇较高。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招聘要求博士学历也算是正常现象,这也折射出,现在的就业是越来越卷了。
此前,也有博士发布二本高校招聘行政人员要求博士的消息,可见这已经不是个别现象。
高校行政岗,并不好干
一线教师、研究人员相比, 高校的行政人员是处于辅助地位的,高校将他们定位为“服务人员”,他们服务教职工,服务学生。
而根据麦可思中国高校吸引力研究显示,在担任不同岗位职责的大学老师中,高校行政管理人员(71%)、辅导员(70%)的工作满意度相对较低。工作繁杂、琐碎且程序性和重复性强、个人发挥空间少,工作热情容易被消磨,上升空间小,发展通道狭窄等等,让不少高校行政岗人员怀疑自己的职业生涯,萌生(过)离职的念头。
此前,学术桥曾发布过一篇推文《博士毕业去了高校行政岗后,一心想辞职…》,其中来自不同平台的高校行政人员都表达了自己对当前岗位的不满,觉得自己“再熬下去一辈子也就这样,不知朝哪个方向迈出一步,也不知道自己有不有这个勇气迈出去”……
行政岗位要求学历是博士,是不是一种资源浪费?
这个问题从几年前就一直有人提出,只是当时招收博士行政的还是比较头部的985、211高校,现在这一趋势已经“下沉”到了二本院校,但原因基本上仍然是一致的。高校行政岗招博士,不是看谁能胜任这项工作,而是有多少人想做这项工作。高校的行政岗位工资暂且不论,但是听起来起码干净,不累,稳定,社会声誉好。职位供远远小于求,市场调节下自然会提高准入门槛,造成现在的局面。
有网友表示,高校行政不仅仅只是外界看来的每天朝九晚五处理流程机械化的事务,处理学校层面的事情必须具备一定的阅历、宏观思维和良好的公文写作能力等等,要从学校制度和架构上不断提升学校的水平;
但更多网友觉得,一个研究生毕业出来,至少要接受15年教育,这比支出对于国家对于家庭都可以说是无比巨大的。所谓的服务素质提高,在这比支出上应该说是无从轻重的。
你怎么看这件事?欢迎留言评论。
网友留言: (作者系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教授)
如果抛开主动退出学术市场者不谈,仅就后一种情况看,可以归纳出几个具体原因。
其一,博士扩招规模与高校提供学术科研岗位的数量之间不匹配是主要原因。近年来,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急剧扩大,招生数量从2011年的6.56万人增至2022年的13.9万人,10年时间翻了一番。据统计,早在2020年,全国高校博士生在读人数就达到52.4万。
与此同时,全国高校可以提供的就业岗位却只有3.5万个左右,这不仅仅是教学科研岗位,还包括面向硕士和本科的辅导员岗位和其他行政后勤岗位。
其二,这是一种迫于现实的无奈之举,甚至是一种委曲求全。毕竟博士毕业时年龄普遍不小,即便在最理想情况下,本硕博读完一般也要在29岁左右或以上,如果读硕士或读博士之前有过工作经历,那么35岁也不稀奇。
目前,我国就业市场存在严重的年龄歧视,大家普遍存在“35岁年龄焦虑”。如果博士毕业时找到一份不稳定的工作,过了35岁再换工作便毫无优势可言。因此,选择稳定并且相对自由的高校是博士生就业的普遍首选,即使委曲求全地从事无法继续进行教学和科研的行政管理岗位。
其三,高校行政管理岗位也具有一定优势。对于备受科研煎熬的博士生来讲,这份工作意味着可以继续留在熟悉的高校环境,且不必接受科研的挑战和折磨。而高校作为事业单位,其行政管理岗位也有升迁的空间,且一旦拥有了一定的行政职务,还有机会挂职和调动到政府机关工作。现实中,为数不少的行政领导有高校管理工作的经历。更何况高校行政管理岗位同样一年有两个假期,这也是相对于企业和政府机关的一项重要福利。
网友2:
(作者系中国民航大学法学院教授)既要转变观念,也要机制保障;有专家曾指出,社会各领域和岗位都需要博士人才,博士生应该转变就业观念,敢于进中小企业和其他领域,甚至敢于自主创业,要有干一番事业的决心和勇气。对此,笔者认为博士选择非学术市场就业不是简单地“转变观念”就可以解决的,而需要考虑综合因素,并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保障。
首先,博士选择非学术市场就业的试错成本非常高。博士毕业时已到谈婚论嫁、建立家庭的年龄,甚至不少在读博士生已经成家。因此,其面临的家庭负担和经济压力并不算小,不能不考虑试错成本和家庭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所谓“转变观念,敢于进入中小企业,甚至自主创业”不是简单说说就可以的,这种说法也不具有普适性。
其次,博士选择非学术市场就业还存在非常高的沉没成本。一名学生从本科、硕士再到博士,至少要付出10年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因此在作选择时不能只考虑转变观念,而不考虑过往的投入。
最后,如前文所言,年龄歧视现象在我国目前的就业实践中并不罕见,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企业,还包括一些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博士毕业后选择到企业工作,甚至自主创业,就会面临在35岁甚至40岁以后主动或被动“再就业”的风险。此时,博士在年龄上已经不具任何优势,同时缺少保障,这会严重影响其对非学术市场、非体制内用人单位的选择,也不利于博士在创新的主体——企业中发挥作用。
因此,非学术市场的用人单位在引进博士时应考虑博士的试错风险、过往投入的沉没成本以及将来的再就业风险,为其提供相应的待遇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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