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大学，教授太太请教授们吃饭，本科生请教授吃饭，图书馆长请教授吃饭——这样的三顿饭，可能是我们与世界一流大学真正的差距。
与Michael Szonyi教授一起吃饭，每一次都是新鲜的体验。新鲜的重点不是吃什么，而是聊什么。这位中文名为宋怡明的老外，目前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长着一对据说是成功秘诀的善于倾听的大耳朵，操着一口流利的带闽南腔的普通话，在座的学者或吹牛，或争吵，有时甚至不欢而散、拂袖而去，但人们仍然期待着下一次私人聚餐，准确地说：是期待下一次碰撞的话题。
我没有想到这一次饭局的话题主题，关键词居然是：“世界一流大学”与“吃饭”。
挑起话题的是厦大副校长邬大光，这位高等教育学学者，近来的学术兴奋点是大学文化。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困扰大家的问题是：世界一流大学应该长什么样？刚好有送上门来的“人质”，邬教授借机邀请宋教授为厦大管理层做一场报告，题目是：”哈佛大学眼中的世界一流大学”。
宋教授爽快地应允下来，却吞吞吐吐说要准备半年左右。作为一名严谨的历史学者，一切要用史料说话，哪怕是谈他熟悉的哈佛大学，他也不愿意信口开河。
看到邬教授一副远水不解近渴的样子，郑振满教授插话了。这位厦大历史学教授是宋怡明的学术领路人，凭着一口莆田腔的普通话，在哈佛的讲堂赢得粉丝无数。他一语惊人：“我对哈佛印象最深的就是哈佛的教授太太”，看着我们吃惊的眼神，郑教授云淡风轻地说出了最后两个字：“文化”。
哈佛大学的第一顿饭：教授太太请教授们
“哈佛的教授太太文化”，其经典代表就是太太经常请各位教授到家里吃饭。
哈佛学者把这样的吃饭叫做“读书会”，几乎每周都会在一个教授家举行，教授太太就是当然的女主人。所有的与会者都觉得受益匪浅，因为无数的选题、灵感都来源于此。吃饭的可能是同行，也可能是不同学科的学者，你可以想象一下：吃饭聊天的有历史学教授、语言学教授、天文学教授、神经学教授，他们可能聊什么？
邬教授对高等教育的研究有一个“鸽笼理论”：现代高等教育随着学科分类越来越细，不同专业的学者越来越困在自己的鸽笼里。出路就是要为鸽子们提供“广场”。教授太太提供的客厅饭局，就是这样的跨学科“广场”。
我不由得想起梁思成家的客厅，和他美丽的太太林徽因。
教授太太文化的背后其实有若干支撑。
首先，教授的房子要足够大。如果教授住的就是鸽子笼，恐怕没办法高朋满座。
其次，教授的工资要足够高。教授太太无需上班挣钱养家糊口。如果太太带着一脸疲惫下班回家，应该没有多少心情张罗大家吃饭。
当然，最重要的是教授太太文化品位要好。如果家里就鸡飞狗跳，恐怕没有人敢上门。
宋怡明对郑教授的说法做了修正：首先，“哈佛教授的太太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太准确，哈佛教授相当一部分也是女性。更重要的是，在他印象中“太太文化”早已不存在，如今一些教授的读书会，早就改在餐馆里了。这种“太太文化”的衰落，在宋教授看来绝对是好事情，它代表哈佛的父权文化已经被打倒。
不过，好事情也有代价，代价之一是原来一些好的校园文化传统也受到攻击。宋教授强调，今天的哈佛应该想办法让原来的凝聚力恢复，但这绝对不等于说要让所谓的“太太文化”恢复。
特别要说明的是，与其说“哈佛教授的太太也要出去上班了”，不如说“哈佛教授配偶也要去上班了”。哈佛教授的配偶想欣赏更丰富的生活，不一定要做家庭妇女，宋教授认为这是个值得赞扬的现象！
哈佛大学的第二顿饭：本科生请教授吃饭
宋怡明认为哈佛最值得骄傲的文化是本科生文化。哈佛致力于让本科生成为大学的主人。他举的一个例子，居然也是吃饭。
哈佛会给每一个本科生一笔钱，专款专用，就是请教授吃饭。有一段时间，教授们突然发现自己被密集邀请，一打听，原来学校食堂员工罢工了。
好些大学的问题就是：本科生见不到教授。越是名牌教授，越不给本科生上课。据说，某985高校有一个博士研究生，导师是院士，一直到毕业，都没有和单独导师说过一句话。
哈佛对本科生的好，没有吃亏。据说哈佛的校长做过调查，对哈佛的捐赠，比例最大的来自本科生校友，而且这些捐赠也有相当比例要求直接花在本科生身上。这就是良性循环！
我曾经写过一篇转发率极高的文章，题目就是：《厚待自己的学生，就是厚待学校的未来》。那些校长办公室有空调，却舍不得给学生开空调的大学，别指望他们毕业了，还会热情洋溢地给你捐款。他们在大学已经热够了！
哈佛的第三顿饭：图书馆长请教授吃饭
宋怡明认为哈佛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所有人员自觉为教授服务。他得意地宣布，目前哈佛大学图书馆有关金门书籍全世界最多！原因就是他在研究金门，而每年哈燕图书馆长都会请他吃饭，问他需要买什么资料。
我问宋怡明：“是不是看你是费正清中心主任，图书馆长对你特别殷勤？”他连连摇头：“我还是副教授的时候，图书馆长就这样做了，这是他的日常工作。”
“这要吃多少饭啊？”我惊叹。
宋怡明误解我是在谈钱，他笑了：“吃的是快餐啊，没多少钱。买书才花钱！”
哈佛大学整个行政保障系统都明白：大学教授的需要是最重要的需要，大学教授的时间是最宝贵的时间。因为，大学教授是哈佛最值钱的资产。
三顿饭的故事讲完了，要强调的是：大学不是请客吃饭，哈佛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在这里。三顿饭没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是支撑这三顿饭背后的大学文化。
看一所大学的文化基因，不一定要在其核心地带寻找，其边边角角留下的痕迹，也许最能反映出文化渗透在骨髓里的力量。
教授太太请教授们吃饭，本科生请教授吃饭，图书馆长请教授吃饭，分别对应着三个共同体：大学的学术共同体、教学共同体与行政共同体，它们一起建构着整个哈佛的大学共同体。
三顿饭请客的共同对象，都是教授，显示出教授是大学的重心。解决好教授这个大学重心，才能解决好学生这个大学中心。因为教授是大学最重要的生产力！中国人喜欢引用这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的文化就是大师能否养成的土壤，就是大师能否存活的环境。
川流不息的中国大学管理者到哈佛考察，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关注哈佛的文化。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人家的实验室、图书馆，哪怕是把整个课程体系、人事政策、管理制度照搬下来，可能仍然是画虎未成反类犬。
比如，我们把哈佛大学的三顿饭，换成教授的小型研讨会，本科生的谈心室，图书馆的征集购书问卷调查，看起来教授与教授，教授与学生，行政与教授都在互动，但效果会是一样的吗？
出于记者出身的本能，我问宋怡明，说了这么多哈佛的好，那么哈佛的不好在哪里？
宋怡明楞了一下：“可能是对年轻教师的剥削”。
我似乎发现了漏洞：“你一直强调，哈佛文化的精髓就是建构哈佛身份认同的共同体，那么，这些年轻人对哈佛的认同在哪里？”
宋怡明坦率地笑了：这和我刚刚讲的真的有一点矛盾，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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