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长版寒假”里，这些“学霸”们也曾焦虑，也曾在困境中寻找出路，在寂静的黑夜中寻找曙光。
听到“大学开学时间继续后延”的消息，生物科学专业研三硕士生陈子旭（化名）所在的同学群里又一次“炸”了。想到自己被疫情搁置的实验、论文，陈子旭垂下头，再一次陷入焦灼。
之前，看到疫情防控形势逐步向好，陈子旭原以为，离回校不远了。然而，3月13日，教育部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王登峰谈及高校开学问题时，明确表示，由于高校开学涉及大量跨省流动，因此开学时间要继续后延。
对于文科、商科的学生来说，延期开学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但对像陈子旭这样面临毕业的理工类硕博生（需做实验）来说，可能意味着，他们会错过最佳的实验时间，从而导致论文受到影响，无法按时毕业……
在这个“加长版寒假”里，这些“学霸”们也曾焦虑，也曾在困境中寻找出路，在寂静的黑夜中寻找曙光。不过，有学生表示，经过一段时间的“焦虑期”后，心态逐渐淡然，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段难得的反思、积累和沉淀的时间。“也许被耽误的东西会有很多，实在不行就再来一年”。
两个月以来，思祺每天都在惦记自己学校实验室那些花儿。
她是园林科学专业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两年来，她一直致力于研究植物的自交不亲和性。“这是一项生物技术实验，我要寻找导致其自交不亲和的关键基因，并验证该基因功能，为植物育种提供理论基础。”
据了解，这项实验只能在植物花期的时候才能进行。思祺的实验材料是她去年八月亲手种植的两个苗床的花卉。两个苗床大约1000盆，平时需要浇水施肥，这个过程通常需要花费思祺一上午的时间。栽培过程中，土壤的条件、浇水施肥的多少，都会影响到花朵的质量及实验成败，一个实验重复五六次、七八次，都已是常态。
1月19日，思祺发现一些苗子已经开了花，她担心开花太多会消耗植物的营养，特意在春节回家前剪掉了一些花朵，期待在2月2号返回实验室时，看到盛开的花卉。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回到家没几天，思祺就接连收到了推迟开学和实验室关闭的通知。当时她就慌了。“我的苗怎么办，谁来给它们浇水施肥？”思祺的同学群里也“炸了”，大家都在担心自己实验室的苗子。从不失眠的思祺一连几天难以入睡。
不幸中的万幸，学校还有“守花人”。目前，思祺的导师会去实验室帮她照看苗子，剪下一些花朵，尽量延长植被的花期。导师还会给她发来苗子的照片，让她安心。
北京林业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沈应柏也在扮演“守花人”角色。“导师帮学生照顾苗子，不是这个假期才有的事情，以往学生们回家过年，都是老师在帮忙照看，只是今年这个‘假期’格外长。”
近段时间以来，沈应柏每周都会去实验室两到三次，给学生的植物浇水、施肥，如果有苗子长得不好，还要配制一些营养液，为植物补充营养。此外，他还负责检查实验室的设备，看看低温冰箱内有无异常、各个电源接口有没有发热现象等，避免疫情期间出现其他问题。
“有部分同学的实验受影响还挺大的。”沈应柏说，有些学生在回家前就把种子播下了，原计划等过完年重返学校的时候，植物正好能长到适合做实验的程度，现在都被疫情耽搁。一些植物花期有限，对于这部分植物，沈应柏会帮学生收好种子，等学生能返校的前几周，再帮他们把种子种下，尽量缩短学生的实验周期。
“从导师发来的照片看，现在花朵还很旺盛，但不知道两三个星期后，它们是否还活着。”思祺说，她养的花卉是二年生植物，花期很短，只在二三月份开放，到了夏天，由于不耐热，花朵会枯萎。”
如果这批花卉枯萎，思祺过去半年为实验做的一切准备都将付之东流。她需要在八月重新种植一批花卉，等待来年花开。
“我现在做的实验都是直接跟毕业挂钩的，而这种花卉只能在特定的时候种植，特定的时候开花，一耽误就是一年。”那个时候，延期毕业可能将是思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和思祺一样陷入困境的硕博生不在少数。今年2月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在学研究生（包含硕士和博士）共计286.4万人。其中，园林、生物、化学等专业成了受实验室关闭影响的“重灾区”。
“可不可以让具备防疫条件的硕博士生先回去做实验啊？这次疫情太突然了，好多人在家没条件，连毕业论文都写不了，尤其是毕业年级的学生……”陈子旭的同学群里，悲观情绪弥漫。
记者从多位硕士博士生处了解到，研究生毕业会参考其发表的核心期刊论文。长时间的延误，对今年、明年毕业的硕博生，尤其是需要做实验的，影响最大。课题实验无法开展，而时间紧，任务重，研究任务完不成，可能直接影响到毕业。“他们的课题可不是和本科毕设一样，说改就能改的。”
“博士小论文返修的情况是最惨的。再不进实验室就黄了……”陈子旭听说自己的学长中，有人博三了文章还要返稿，“他们已经延稿一次了，现在实验不能做，对他们来说简直是灾难性的打击。”
在“高校开学时间继续后延”这条新闻下，记者看到，排在第一位的是这样一条评论：“请考虑低风险地区硕博生先回低风险地区实验室，尤其家校同在低风险地区的硕博生可以先回实验室，拉动实验进展正常化。”这条评论获得了2000多个点赞。
记者了解到，针对今年的特殊状况，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院已发下通知，今年毕业的硕士和博士有两次机会可以答辩，六月一次七月一次，六月份实验完不成的学生还可以参加七月的答辩。
“已经听说今年毕业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会有两次答辩机会，但我是明年毕业的学生，还不知道明年的状况会如何。”思祺说。
沈应柏也希望，在学生的安全状况不受影响、不妨碍防疫成果的条件下，能够陆续安排科研状况紧急的毕业生回到实验室。
无法返校的日子里，沈应柏要求学生利用这段时间多看论文，手里有数据的学生多看数据，没有数据的就好好制定开学后的研究计划，想想每一步怎么做，提高开学后的科研效率。
除了这些，沈应柏没有给学生布置太多任务。“二十来岁正是活泼的时候，疫情期间困在家里，难免会焦虑，这个时候老师就尽量不要加重他们的焦虑。”同时，沈应柏还安慰学生“实验品没了可以再种，没有什么比安全更重要”。
后来，在学校开通了远程数据库资源后，思祺常常登录知网、施普林格、美国国家生物信息中心等网站查找文献、处理数据，试图通过这些方式补充知识，缓解疫情期间所要面对的科研停滞压力。“我自己也会重新分析一下之前的实验数据，确实发现了一些值得研究的新问题，但还得通过实验来验证。”思祺形容，每次想做实验而不能做的时候，都想给自己配上一个土拔鼠尖叫的表情包。
还有一部分硕博士、科研人员不甘心，想方设法把实验进行了下去。
和大家一样，由于疫情突然，没来得及把数据从办公室带出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究员卢静的实验和研究都陷入停滞。“这个数据也没有，那个数据也没有，工作怎么进行啊？”
卢静主要从事古鱼类学研究，她手里有项任务比较要紧——一个新发现的古代鱼类标本，原本计划年后开始着手研究。而在家没有设备、没有仪器，没法扫描，后续研究根本无从谈起。
“这完全是一个新的东西，可能之前没有人发现过。我很想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有什么细节和特点？”卢静告诉记者，对科研工作者来说，虽然没有“KPI”的压力，但本能的好奇心和探索欲驱动着她把研究进行下去。
后来，经过多方打听，卢静联系到外地一家已逐渐复工的提供扫描和三维形态数据获取的公司。她思考再三决定，把这个珍贵的古鱼标本寄给对方，“远程把实验给做了。”
即便如此，卢静还需要面对一系列问题。因为需要看标本内部非常细节的结构，对精度和对比度的要求会很高，那么哪台仪器的精度和对比度适合扫描这个标本？确定仪器后，标本怎么扫描？需要什么样的实验条件？应该设置什么参数、曝光多少秒、曝光多少张图像……对方拿到标本之后，双方就开了一轮视频会议，讨论这些问题。
正常情况下，卢静在实验现场，能够随时根据自己的需求调整参数设置和实验条件，而“远程实验”中，只能通过多次视频会议去调整实验，以保证效果。
直到确认完所有的数字“切片”能够基本满足要求，拿到几十个“G”的实验数据后，卢静才松了口气——研究终于能继续下去了。
和卢静不同，得益于课题组的研究方向偏软件和算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博士生李天一的科研不需要特殊设备，在这个“超长版假期”，他也开启了远程科研。
与往常不同的是，远程科研下的他首先需要将自己的电脑连接上实验室电脑。“和直接在实验室还是不一样，会出现延迟、甚至看不到图形界面的情况。”
而清华大学化学系博士三年级的张阳阳需要解决的则是更为基础的问题。这些年，他所从事的研究是团簇全局最优结构的搜索与电子结构、化学成键分析，主要通过计算机进行计算模拟。
张阳阳家住江西南昌一个小山村。早上六点半，天刚蒙蒙亮，张阳阳匆匆吃过早饭，裹上棉袄，来到楼顶天台开始一天的忙碌。
“我家条件不好，家里没有网，疫情期间都是蹭邻居家的网。”但大多数时候，在张阳阳家里接收的信号都不好，楼顶天台则能达到满格。
那里几乎是一片废墟，之前施工留下的瓷砖瓦片碎了一地。两个月来，这片破旧的小天地就是张阳阳的科研地点。
张阳阳“蹭网”进行科研的天台，他在这里完成了多篇论文写作。
天台没有合适的书桌和椅子，张阳阳索性在那里放了张木质小板凳，工作的时候就把笔记本电脑放在双腿上，不停敲代码，进行编程计算。“一天从早到晚，敲键盘的手都是冰凉的。腰酸背痛，双腿麻木，经常感觉双腿都不是自己的了。”
这样的条件，张阳阳并不以为苦。只要能够做科研，他心里就是兴奋的、踏实的。
实际上，除了实验无法进行、硬件设施不完善之外，“居家科研”的硕博士们还要面临心态上的挑战。
效率低下是首要问题。卢静描述自己在家的状态：“刚刚工作了一会儿，突然看到什么东西就想去收拾一下……”加上疫情刚暴发那段时间，卢静每天都关注新闻中疫情变化情况，看着数字的跳动，情绪会受到极大干扰，紧张、焦虑一股脑涌来。
北京林业大学的硕士生张桐也有类似的焦虑。张桐说，不同于在实验室的状态，在家工作会比较容易分心，很容易被周围的事物打断思路。“父母动不动就送来牛奶或水果，问我累不累、需不需要休息。或者是同学来了个微信，我回复一条，接着就聊起来了，再刷刷微博抖音，很快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是，张桐集结了有着相似问题的队友，开始在手机上一起“种树”。“我们一起下载了一个应用程序，学习的时候，大家一起种下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将会慢慢地长成一棵大树。我们一般会将学习时长设为90分钟或120分钟，在此期间，如果有队友忍不住离开这款应用去刷微博打游戏，这棵树就会枯萎。”
卢静的方法是强迫自己远离手机。此外，她发现还需要有外力去助推自己进入工作状态。于是，她就强迫自己收发邮件，“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收到同事或合作伙伴的反馈，更容易专注在工作上，通过这种反馈来帮助对方调整好状态。”
“每周一上午，我们会开一次在线组会，汇报各自的科研进度。”对于李天一来说，每周的组会都是一次自我复盘，激励他以周为单位完成任务量，“要是完不成，在导师同学面前也会没面子”。
李天一还是副班长，疫情期间，通过抗疫情主题班会、党支部交流会等活动，同学们都会就提高科研效率问题相互鼓励。也正是在同学的相互鼓励下，李天一的科研小组的工作效率跟在实验室里基本没有差别。“就我而言，我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表，每天上午9-12点科研，中午会进行一些室内运动，下午2点到6点继续工作。不忙的时候，睡觉前会打局游戏。”
而对张阳阳来说，居家科研期间，他经历了太多“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刻。他关心研究工作的质量，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论文，追求科研工作中精益求精。
“连续多次测算出来的结果都不对，心情特别沮丧，感觉就要算不出来了。”这段时间，张阳阳基本上每天都会产生“我太难了”的想法。
在进行一项分子化学键理论分析时，他进行了三四次计算实验，每一次运行都需要几周时间。“做这个计算不是把数据扔到计算机里，算完就行了，需要考虑各种理论方法的优缺点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并与实验数据进行比对。”
有一次，因为软件版本过低问题，导致张阳阳进行了很多次尝试，但算出来的结果都是错的。后来在导师的帮助下，才找到了问题的原因。
软件更新完毕，他再次进行了测算，当结果出来的那一刻，已经是凌晨两点多。当时，望着漫天的繁星，他长舒了一口气，“终于算对了”。
“对于科研工作者而言，我们要探索的未知就如同浩瀚星空。”张阳阳说，解决科学难题，可能会经历成百上千次失败的尝试，但总有柳暗花明的又一村在前方守候。而在楼顶天台那片“废墟”中，经过两个月的反复尝试，张阳阳的科研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关论文已经在投稿中。
最近几天，春天的气息愈发浓郁，武大的樱花已经盛开。随着春天的来到，思祺的焦虑也在逐渐缓解。她每天会阅读大量的文献，再修改下手里待发表的论文，做好能做的事，等待疫情彻底结束。
用她的话来说，“如果换一种心态来看这段假期，其实是一种难得的‘沉淀’，我们可以把之前的实验思路再捋一捋，可能会发现还有一些地方不够完善，还可以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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