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科研大匠
“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实践，而不是服务于发表论文，因此科技评价也应该转变导向，更多应该考虑实践检验和实际效果。正如在抗‘疫’中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抗击疫情的第一线，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这也正是对科研成果的最好评价和检验。”华中科技大学新闻评论研究中心主任顾建明这样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今年1月30日，科技部下发通知，要求各项目承担单位及其科研人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疫情防控中，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多部门陆续出台文件，规范科学研究和科研评价中的不良导向。
2月17日，科技部印发《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按照分类评价、注重实效的原则提出27条措施，旨在破除科技评价中过度看重论文数量多少、影响因子高低，忽视标志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和影响等“唯论文”不良导向。
2月18日，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指出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SCI（美国《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需要规范各类评价工作中SCI论文相关指标的使用，引导评价工作突出科学精神、创新质量、服务贡献，推动高等学校回归学术初心，净化学术风气，优化学术生态。
两部委对于SCI这项指标在学术界、科技界规范使用的最新要求，显然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顾建明表示，抗“疫”是当前我国的头等大事。在如此紧迫艰难的抗疫形势下，相关部委还专门研究并颁布这个意见，足见其对这项工作的重视。这也反映了纠正我国不合理的科研成果评价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2018年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人才评价制度不合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现象仍然严重”。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出台了《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相关部门对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开展了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
对于“唯论文”、“唯职称”等倾向在科研成果和科研水平的评价上形成，顾建明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主要的原因在于评价的体制机制问题，是行政化的操作机制造就的。
顾建明介绍，机关及其管理人员在评价的组织、评价标准及实施办法的制定上，处于主导地位，就容易形成行政化的评价办法。
“行政人员和专业科研人员是两路人。尽管在评价办法制定、实施的过程中，行政机构会请一些专家参与，但是，这些专家在实际上并不处于直主导地位，而且数量很有限，不能形成科学、合理的评价办法。”顾建明说。
此外，顾建明还认为，科研成果的学术影响及其社会价值是要在其彰显出来之后，才能看得到。这就需要有其自主自为的发育过程，需要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在这方面，唯‘学术GDP论’是与之背离的，它是形式化、外在化追猎‘成果’，多是揠苗助长。然而，我们的行政化评价方式基本上从外在形式上评价，这就纵容了唯‘科研GDP’是论的办法。”
为何“唯论文”、“唯帽子”等“顽瘴痼疾”难以根除？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教授余涛几年前就曾在科学网博客上公开发文，质疑一篇A类SCI从讲师直升到教授的评价合理性问题。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破“唯论文”等难点在于该评价机制中的各个项目相互关联，且跟利益挂钩。
余涛以“唯SCI”现象举例：评“杰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要看论文，有些科学基金或奖励计划的入选标准明确写有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被SCI收录的期刊论文。报国家科技奖，以及学科平台建设，论文也占了很高的比例。
“因此SCI相当于成了一把万能钥匙，报奖可以用、申请基金、申请项目也可以用，而且可以反复用。”余涛表示，追本溯源，因为SCI逐渐和利益挂钩了，“好像只要把SCI论文写好，就功成名就了。”
此次两部委发文，将“顽瘴痼疾”范围进一步缩小，直指“SCI”。对此，顾建明认为，这反映了两部委在科研成果评价的指导思想上，追求真与实，力主纠偏，坚决反对以发表论文多少和刊载平台级别高低论成果的形式主义做派。
“这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沿着这个方向走，认真纠偏，合理规划，将会促进我国科研健康发展。”顾建明补充道。
《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 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中指出：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科学引文索引）是国内外广泛使用的科技文献索引系统。SCI论文是发表在SCI收录期刊上的论文，相关指标包括论文数量、被引次数、高被引论文、影响因子、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名等，不是评价学术水平与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
“明显的，以SCI论，把科研的实质性成果变换成论文载体的级别和单位数量；倘若点数‘符码’（编者注：论文的篇数和级别），就理直气壮地认定了其学术成果和水平，这是地道的形式主义做派。如果发出文章就是成果，那科研成果的实质还重要吗？”顾建明称，这样做，容易引导科研人员追求形式化成果，急功近利，而不是潜心研究领域，讨论真实的学术问题，探索未知的事物。同时，科研人员也容易被期刊的趣好所左右，以至于使科研内卷化。
顾建明认为，科研有其特殊的规律，需要科研人员长期地、特立独行地、潜心地探索，而不是以课题论文为目标。以课题、论文为目标的追求，使多样化的科研创新沉沦为文本生产，是不对的。他反问，世界上真正获得重大科研成果的专家，有几个是曾经拿了高级别的国家课题，发表了大量SCI论文的呢？
2月23日，教育部科技司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的出台是为扭转当前科研评价中存在的SCI论文相关指标片面、过度、扭曲使用等现象，破除的是论文“SCI至上”，不是否定SCI，更不是反对发表论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不是SCI本身有问题，而是在具体科研评价使用中出现了偏差，“SCI确实办得好，学术界还是很认可的。”对此，钟章队进一步建议道，相关部门应该在分类考核评价上多下功夫，真正建立与岗位特点、学科特色、研究性质相适应的评价指标。此外，国内学术期刊水平和公信力也需要努力提升。
广东省珠江学者、华南理工大学教授余涛则提到，研究生阶段不宜取消SCI评价，他笑称，“取消了学生就不干活了。”
“发表SCI对于研究生阶段、特别是对博士生的评价，还是很积极的。准备SCI论文的过程，对于培养学生严谨、细致的科研态度有着很大帮助。”余涛说。
与此同时，余涛还举例道，发一篇SCI好的杂志论文，前前后后需要一到两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断地经历质疑或被质疑，文章需要反反复复修改，同时，学生也在不断反思中，改进，提升。
浙江工商大学教授俞立平曾在科学网撰文指出，学术评价是有成本的，SCI作为一种成本较低的评价手段，应该给其一定的存在空间。很多宏观评价，采用同行评议的方式不仅成本高，而且难以保证公平。
对于什么样的学术水平评价方式更加科学合理？顾建明认为，在指导思想上，要克服形式主义，追求真与实；在体制机制上，要克服行政化、条块化运作，让学术界专业人士自主评议，科学评价；在时间空间的安排上，要少折腾，多服务，让科研人员有潜心科研与学术构建的从容与淡定。
“合理必谋众，不要搞权威决策，机构执行，而要讲求科学决策，合理执行。”顾建明说。
而余涛认为，与其弱化SCI的评价功能，不如把其他评价手段“扶”起来。他举例，比如有些老师、学生喜欢产品研发，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果让他们也能得到类似SCI的认可，自然而然大家就不“唯SCI”了。
余涛同时表示，在没有更好的评价体系出来的时候，SCI论文就像高考一样，大家都把它比喻成高考。高考虽然有很多弊端，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公平的。
此外，余涛还特别提醒，降低SCI论文相关指标的学术评价权重后，要更加警惕所谓关系、人情对学术评价的影响。
本文来源红星新闻记者 赵倩 张炎良，仅用于学术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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