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gew激怒学术圈！最新文章涉嫌歧视中国和少数群体，受到强烈反对，主编撤稿！

2020年6月4日，Angew在线发表加拿大布鲁克大学化学系和生物技术中心Tomas Hudlicky观点文章“Organic synthesis—Where now?” is thirty years old. A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然而，此文一经发出，就受到了各方的强烈谴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文章到底讲了啥（虽然能搜到名字，但是原文已被撤，幸亏及时下载了）。

这篇论文旨在致敬Dieter Seebach，他的83岁生日来了，他为有机合成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这个论文标题为Organic synthesis—Where now?” is thirty years old. A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affairs，Organic synthesis – Where now?就是Dieter Seebach在1990年写的一篇长篇综述，长达48页，对有机化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方向把握，其中包括在生物和有机金属化学方面发展新的合成方法。

受到这个综述的启发，Tomas Hudlicky也写了一篇综述（下图的Chemcal Review），提出了当时有机化学合成发展的诸多限制，后来又扩展成了一本书，The way of synthesis。

看到现在一切都挺正常的是吧。咱们接着往下看：

在他的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出了影响有机合成的一些因素。

新技术的影响。年长的读者可以理解，随着高能核磁共振的引入，我们能够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克级合成到毫克级合成。毫无疑问，这项技术以及多维核磁共振实验的发展，对我们处理复杂分子合成的能力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然而，操作的小规模，排除了用燃烧分析和熔点等方法对化合物进行正确表征，导致错误地计算出收率，以及其他问题。

信息技术的影响。互联网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出现最终导致了在线出版物的出现，以及过度炒作的图形摘要的兴起。网络文献的读者通常会仔细阅读图形摘要，只有当摘要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时，他们才会看到整篇文章。他们会漏掉很多通过翻页可以找到的信息，因为重要的内容通常在相邻的文章中。

劳动力的多样性。在过去二十年中，许多团体和(或)个人被指定享有“优惠地位”。尽管学术界和制药业中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比例已大大增加，但情况依然如此。由此可见，在社会均衡中，对一个群体的偏爱会导致对另一个群体的不利。新的意识形态已经出现，并且影响了雇佣行为、晋升、资助和对某些群体的认可。无论个人观点如何，每个候选人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获得职位。（等等，情况好像有点不对了）

文献的可靠性上。在过去的30年里，文献的内容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期刊页码的增加证明了这一点。实验部分的质量下降了。不正确和不完整的数据的出现导致了频繁的撤回。此外，潜在的欺诈也变得相当普遍。下图是Angew的页码变化。

一项关于化学出版物的定性调查表明，19世纪的主导力量是德国，20世纪是美国、英国、日本和苏联。进入21世纪，关于有机合成的出版物在中国的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下图）。中国学者的发表文章压力巨大（在“西方”期刊上），因此，欺诈和不正当出版协议很常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3年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揭示了在中国使用的一些出版做法，其中包括收费保证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商业担忧。

我自己对当前事态的批评在2010年的Synlett文章中得到了最好的总结（Synlett 2010, 2701-2707.）我们通过实验证明，小规模的反应不可能获得大于96%的产率。尽管这篇论文已经被广泛引用，目前文献中关于~99%的分离产量的报道并没有减少，尽管它不太可能是由于蓄意欺诈，而可能是缺乏理性的数据分析和不再教给学生合成的高完整性的实验技术。

技艺的传承。对新一代专业人员的培训和指导必须通过“师傅和徒弟”之间的适当关系来进行，而不应降低标准。Polanyi提出了技能成功转移的两种条件:第一，如果在三代之内技能没有转移，那么它就永远失去了;第二，必须有徒弟无条件地听从师傅。这不仅适用于科学，也适用于艺术、音乐和武术。

在有机合成中已经丧失的技能有许多:小规模的酸碱提取、结晶和蒸馏、折射率的使用、紫外和红外光谱的分析，核磁共振、质谱和计算方法的出现使精确和快速的分析成为可能，甚至可以预测合成实验的结果。然而，我们应该继续教授经典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今天，尤其是在大学里，很少有人能服从导师。许多学生不愿意服从教授要求的任何程度的努力。学校不支持教授的这一努力，因为它将学生视为金融资产，因此保护他们免受“师傅”可能要求的任何不必要的困难，再加上教授们在实验室指导学生的时间越来越少，无法提供有效的技能转移，尤其是维持研究的标准和完整性。

大学成为企业。大学已经开始关注收入，而不是教育和研究。这是通过从商业部门而不是从学术界聘用高层管理人员而实现的。推动(负担费用的)拨款和招收支付更高学费的国际学生，导致了标准的降低，对研究生研究的重视程度降低，注重评估教师的标准，以及在重要决策方面缺乏透明度。这种新制度可以被称为“学术封建主义”，工人阶级(教师)对制度的治理几乎没有影响，完全由行政“精英”控制。最后，用合同教员(没有工作保障或福利)取代退休的全职终身教员的努力，为大学带来了更高的利润。

对资源的竞争。对资源的竞争已经增加到教员实际上几乎没有时间从事研究和教育的地步。美国大多数主要资助机构的截止率已经非常低，以至于教授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提交资助申请上，而不是专注于实际的研究和指导。在加拿大NSERC以非常合理的成功率提供基本水平的资金。矛盾的是，由于合同教员数量的增加，研究型教员的数量减少了。

研究选择的多样性。Seebach指出，合成的主要进展很可能来自过渡金属催化或合成方法与生物方法的结合。催化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显著的进展，如烯烃和炔的交叉偶联和复分解。在过去的50年里，有4个诺贝尔化学奖被授予催化途径的发明，其中3个是在Seebach的评论之后: Fischer-Wilkinson (1973), Knowles-Noyori-Sharpless (2001), Chauvin-Grubbs-Schrock (2005), Heck-Negishi-Suzuki (2010). 未来重要化合物的制造将通过生物方法而不是化学方法来完成，正如Seebach 30年前所说的那样，也正如今天任何从事生物催化或化学生物学的人所理解的那样。一个恰当的例子是，几十年来，雅培公司一直在生产红霉素类似物，半合成的中间物发酵。如果以全合成的方式从零开始(并以吨为单位)生产这些药物，成本会是多少?

这篇文章一经发出，就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在中国这边，作者将中国的文章发表数量与造假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中国化学界的伤害，我们对一个群体的印象，不应该被少数人代替，而且，中国的科学研究的崛起是在各个方面的，在文章发表数量上的增多也是正常的。

而在欧美那边，人民一直崇尚文化多元，而文中得出的结论是”diversity of workforce has negative impact”，这个结论非常“politically incorrect”，涉及到了歧视，不公正，不平等，这是不可接受的！在推特上很多网民对此表达不满，连委员会成员都要辞职了。

受到这么多的批评，编辑部也紧急下架论文，并道歉，启动内部调查。希望能有一个好结果。

最后来看一下作者Tomas Hudlicky，和他的papers，确实是大牛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