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Nature Chemistry上线一篇Review文章，讲述实验安全的重要性，以及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参见本公众号文章“ ”）。 本月20号，Nature Chemistry再次聚焦实验安全，连发三文，不可谓不重视，这也为广大的科研工作者敲响了警钟。在其他期刊在这方面禁声的时候，Nature Chemistry能够利用自身影响力，发文关注实验安全，确实体现其责任感，让人对他的好感倍增（答应我，以后投稿首选Nature Chemistry好不好？）。 本次的三篇文章中，一篇是社论（editorial），来讨论实验安全为什么重要，另外两篇是采用问答的形式，来讨论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实验安全问题，相信大家可以从中借鉴到经验。
2019年4月的那期是“Nature Chemistry”的十周年纪念，为了庆祝这一时刻，我们邀请了一群不同的化学家告诉我们，他们认为在未来几年里，与其专长领域相关的最令人兴奋、最有趣或最具挑战性的发展将是什么。我们在一篇专题文章(Nat Chem. 11, 286–294; 2019)中收集到的绝大多数回复侧重于具体的研究主题，如催化、人工智能和可持续性，但斯特拉斯克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的Marc Reid采取了一种有点不同的做法。他指出，未来化学发展的最重要方面是应该安全地完成实验，他最后提出了一个问题： 当涉及到实验室安全时，化学家如何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失败？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没有简单的答案。这一期的一篇评论文章强调了挑战的规模。加拿大温莎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Dana Ménard(临床心理学家)和John Trant(合成有机化学家)–联手研究了学术环境中实验室安全的各个方面，包括事故的类型、发生的频率、促成这些事故的因素以及在这一问题上做了哪些研究。尽管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几起重大事件，研究人员受重伤或丧生，但Ménard和Trant注意到，关于学术实验室安全的研究还没有很好的发展，而且在涉及到研究人员的态度和行为方面也严重缺乏数据。 这篇评论文章的最终结论是，学术规则并没有把安全放在优先地位，这是很糟糕的。
曾在化学实验室工作过的研究人员通常会意识到在他们自己的研究小组中发生的与安全有关的事件，或者是发生在大学院系的其他小组中，如果这起事件的重大程度足以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但是，除非对基础设施造成重大伤害或破坏，否则对此类事件的了解并不总是以系统的方式被分享或记录下来，而只是通过口头传播而成为轶事。 正如Ménard和Trant所指出的，在学术实验室中缺乏一个全面的事故和失误数据库，使得对安全的研究变得非常困难。
不足为奇的是，研究人员对安全的总体概念普遍持肯定态度。然而，Ménard和Trant强调，对安全的态度与实施安全的实验室做法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尚未进行调查。而且，这似乎是一种脱节；对安全实践的研究表明，许多研究人员在做实验之前并没有完成必要的评估。 一项特定研究的结果显示，与工业或政府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相比，在学术环境中研究人员评估风险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这篇评论文章中还讨论了实验室安全的另一个方面，这可能会破坏改善学术界文化的努力：人们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谁应该受到指责–通常是事故的参与者–而不是利用这些事件作为学习机会，努力降低进一步发生此类事件的可能性。化学品事故的原因往往很复杂，可能是许多不同因素造成的，因此，提出问题，以便更好地了解造成不安全情况的原因是很重要的。 在每一起与安全有关的事件中，我们都要吸取教训，即使是轻微的事件，但如果受影响的人担心被评论，那么案件就更有可能发生。
一个引起更多研究关注的领域是大学生接受的安全培训。 正如Ménard和Trant注意到的那样，重要的是要正确地进行这种培训，因为如果这被认为是一种体制规定的麻烦，那么这就可以为一个人在职业生涯中取得进步时对安全的消极态度定下基调。
出于 Reid 对我们十周年专题文章的贡献，我们决定在本期的问答中与他一起跟进。 Reid 不仅是一名研究学者，而且还是一家以安全为中心的公司（ Pre-Site Safety ）的主管。他解释了他建立该公司的职业和个人动机，并强调了他对安全意识的热情如何影响了他的研究小组。Reid的小组每周都会对安全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公开讨论任何事故或失误，从而培养出一种积极的安全态度。他还讨论了如何做更多的工作来教授和传播有关实验室安全的信息，并建议从一开始就将其纳入化学课程，使其“成为日常实践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懒洋洋的事后思考”。
为了补充学术界的安全情况，我们还与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 AstraZeneca ）化学开发的董事Dave Laffan进行了交谈，对这一话题 当涉及到工业界和学术界时，安全考虑因素不应该有任何不同：“实验不知道它是工业实验还是学术实验，安全在这两种环境中都应该同样重要。”
Justus Von LieBig曾对August Kekulé说过：“如果你想成为一名化学家，你将不得不损害你的健康”。 当然，在实验室工作时总会有潜在的危险，但是任何人都不应该为了实验而把他们的健康–甚至他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每一位化学家和任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都有责任确保认真对待健康和安全问题，并辅以适当的培训、监测、政策和程序，以尽量减少任何可能的危险。
A：许多人会凭直觉知道，工业公司通常比学术部门的安全标准更高。但为什么会这样呢？工业自然地有一个商业重点，它完全经济(以及道德和法律)的意义，使安全成为第一要务。由于潜在的收益、资产、产品质量和公司声誉受损，工业部门安全的关键驱动因素比学术界更明显。这并不是说，学术界不应与工业界遵循同样的安全驱动因素。毕竟，大学本身就是企业。同样的道德、法律和经济驱动因素也适用于学术界和工业界。已故的Trevor Kletz博士，著名的过程安全先驱，最清楚地总结了安全的经济驱动因素：“ 如果你认为安全是昂贵的，那就发生个事故试试吧。 ” 我们应该非常小心，不要在工业和学术部门之间划出一条坚实的界限。在这一日益模糊的鸿沟的两边都有许多代价高昂的错误和事故。 公司和大学之间最不同的可能是为应对（或减轻）事故的风险，对安全解决方案和现有基础设施的资金投资水平。工业往往更快地行动起来积极地应对安全需求。
Q： 在你的研究小组中，安全问题每天讨论一次的频率有多大？
A：我们的研究小组每周举行一次面对面的安全回顾和讨论，每周一第一件事。我们修改消防演习、紧急联络和急救规定的关键方面。然后，我们花时间公开讨论过去一周发生的任何事故或“近距离失误”，以及由此采取的任何行动。报告事故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行动，但从教育和事故准备的角度来看， 报告“差一点发生的事故”同样重要。仅仅因为你这次在实验室火灾中运气好，并不意味着下次你会避免类似行为的伤害。 最重要的是，对于这些安全简报，我们轮流主持会议，以确保团队领导安全问题，而不仅仅是我从上到下喊叫。这被称为“剪刀领导”–这是MoveSMART董事总经理罗伯特·佩特(Robert Pater)创造的一个术语–团队领导设定的自上而下的安全文化与团队成员对安全行动的自下而上所有权的结合，提供了一种比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更有效的组合方式。
Q：你最近建立了Pre-Site Safety。服务的目的是什么？
A：我公司是一家文化安全培训和审计服务公司。源于我们集团在事故准备方面的新兴研究，该业务旨在包括一系列的技术、情感和法律安全服务。总之，我们帮助安全管理人员改善他们所关心的人的安全文化。
A：这样做有着深刻的个人和专业动机。在过去十年的化学工作中，我发现自己震惊地阅读了越来越多的化学领域中可以避免的意外事件。再一次，从学术和工业的角度来看，我的意思是，失去生命，家庭破碎，事业结束，到处都是诉讼。所有这些让我想：“为什么安全常常被视为研究的障碍？”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安全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其他工作的障碍”。
就我个人而言，我父亲在阿尔法石油钻井平台灾难中幸存了下来。1988年，这起海上事故导致167名工人因严重的安全事故而死亡。我父亲是仅有的61名幸存者之一。它仍然是这类灾害中最严重的灾害之一，也是贯穿安全培训文献的一个关键教训。在我的一生中，我一直在看着和听到一些故事，讲述当安全发生不可想象的错误时会发生什么。最重要的是，Pre-Site Safety是为了阻止其他人像我父亲和他已故的同事那样受苦。我们想要的是让不良的安全文化成为过去。
Q：Pre-Site Safety和你的研究组之间有什么关系？
A：简而言之，我们所做工作的所有方面都与过程安全领域联系在一起。
我创建这家公司之前，我把父亲的亲身经历变成了一项公共和企业演讲服务，以帮助人们了解安全故障的“涟漪效应”。大约在同一时间，我们的研究小组开始调查事故准备，它将化学与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融为一体。这项研究的内容正在帮助建立更多的未来细分组件的业务。我们的团队已经可以提供有关安全审计和安全文化实践咨询的专业知识。
横向上，基于我作为一名物理化学家的训练，我们的研究小组研究了工业相关反应的机制和安全含义。此外，我们还开发了新的反应监测技术，可用于危险过程的研究。
Q：安全是否应该作为一个单独的课程，而不是，例如，作为实验室模块的一部分而专门教授？如果是的话，应该在什么阶段实行？
A：显然是的。作为一个比较小组，化学工程师很好地教授安全(特别是过程安全)。安全是向本科工程师讲授的一个关键的模块，经常将课程材料与权威的化学工程和安全机构(如化学过程安全中心)制定的专业安全培训标准联系起来。
化学工程师以最高可能的可能性来重视安全。化学家必须更广泛地仿效这种哲学。在密切的关系中，我们可以从我们在过程化学方面的同事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来灌输对安全的类似的尊重，就像我们在化学社区中的工程同事一样。
我们越早将安全引入核心课程，我们就越有机会积极影响我们的安全文化和相关的研究实践。如果从化学课程一开始就进行实践和理论安全培训，如果安全不仅仅是在学生开始实验室工作之前举办的一次研讨会，而不仅仅是一份合格证书，它就成为日常实践结构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懒散的事后思考。
Q：您认为应该为安全和改善安全实践提供更多的资金和研究？如果是这样，哪些区域特别需要？
A：我们应该清楚，安全研究已经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域。安全管理模型、安全关键软件系统、定量风险评估-许多此类实践源于基础研究。对于海事和海军安全、建筑和空中旅行，这些安全原则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化学而言，安全领域中的资金可能会对改善文化产生更积极的激励。
Q： 是否应该做更多的工作来传播有关安全的信息？如果是的话，谁应该对此负责？
A：与将机器可读的计算结果纳入论文(而不仅仅是简单的PDF坐标数据输出)的努力类似，我们还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将我们正在阅读和复制的论文中与化学相关的安全问题进行数字化和实时链接。期刊编辑作为同行评议作品的看门人，实际上可以优先考虑在所有正在审议的实验化学手稿中列入安全声明，这一普遍做法是非常积极的。
除了传统的出版物，更多的研究小组使用Youtube等平台在网上分享经验的例子，将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进步。我们在Pre-Site Safety方面努力的另一个新的要素是我们开始分享的媒体内容，以保持公众意识中的安全教育。由皇家化学学会出版的“Chemistry World”月刊，涵盖新闻、观点和研究，发表了几篇关于安全问题的意见和讨论文章，展示了这些内容的优秀范例。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旁观者效应警告我们，研究小组中的责任可能会扩散。换句话说，当你认为周围可能有更适合帮助的人而不是你的时候，你很有可能会延迟或者不愿意为一个可怕的情况做出贡献。虽然我们都应该为那些在我们照顾下的人的安全负责，并分享这些经验，但总有一个风险，每个人都认为，‘没关系，别人会这样做’。为了避免脱离道德行为，研究领导有特权和责任首先采取行动。以身作则。
我们最近发布了一个简短的视频，指导化学社区每周举行一次类似于我们自己团队的安全简报会。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希望其他人能够在网上分享他们的安全经验，以便在全球范围内立即分享我们的集体安全知识。
A： 我只是想给我们更多的人一个安全的视角，无论是好是坏，我的生活经历给了我：事故并不是时间上的单一点。它们会在生命中泛起涟漪。痛苦是可以忍受的。我们不要仅仅因为这听起来不错就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的团队，为了我们的生计，让我们今天安全地回家，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我们曾经拥有的每一个明天。
Q：你在阿斯利康（AstraZeneca）扮演什么角色？
A：我是AstraZeneca化学开发中的三位董事之一，位于英国Maccesfield的实验室。这个工厂集实验室、制造、包装和管理为一体。我们致力于药物生产过程的设计、开发和扩展。我主持了安全、健康和环境委员会（SHE）委员会，并代表这些实验室组织了Maccesfield周围的活动和倡议。
A：阿斯利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的资历级别每个人都参与其中，我代表领导团队。 我们还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通过定期轮换SHE委员会成员作出贡献。
有大约250人在这里中工作-化学家、分析人员、工程师、结晶科学家、化学危险专家和一些在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们遍布四层楼。SHE约有12名成员由来自每个楼层的这些不同技能组的个人组成，确保科学家、团队经理和领导团队都有代表。
实验室的每一层都有一个每周的计划，做审查(PDR)会议，在那里讨论与实验室有关的问题。每个楼层的SHE代表随后在委员会提出讨论要点，该委员会每月举行一次会议。除了讨论出现的任何问题外，她委员会的主要活动之一是审查上个月提出的所有STOP卡(见下文)，以确定是否有任何特定趋势，以及是否需要采取任何行动，然后将这些行动通知该部。每年，SHE委员会都会制定一个改进计划，其中大部分来自每个部门内确定的领域，但有时也涉及到全现场的倡议。在过去的几年里，这包括，一项关于精神健康的倡议，审查急救规定，氰化物使用指导和单独工作安排。
A： STOP卡系统鼓励每个人报告他们所看到的对SHE任何方面都有潜在影响的事情(积极的或消极的)。 这可以从看似小到更重要的考虑，并基于这样的想法，如果人们更多地观察潜在的危险，那么整体的安全将改善。如果你看到一个不安全的活动或状况，你应该填写一张STOP卡，上面写着你看到了什么，你做了什么来保证安全。它为人们与他人讨论任何情况提供了一个框架，也是一种简单的方式来突出问题，以供在SHE委员会讨论。它强调，你不应该走过任何你认为不安全的东西–相反，这些实例被放入系统中，而不给每个人命名以允许对情况进行自由讨论。
每月在SHE委员会中对这些STOP卡进行分类和审查，以了解是否存在任何新出现的趋势，然后确定需要由委员会采取哪些行动以及需要在该部周围发送哪些讯息。现场SHE委员会也使用它们来识别在现场周围可能不明显的任何问题。该系统是我们所有的SHE活动的关键部分。
我们每月看到大约30张STOP卡，主要的想法是， 对近距离失误的报告越多，发生的严重事件就越少。 每个月，她委员会都会挑选最好的STOP卡。最好的STOP卡没有固定的标准，但往往与某人表现出正确的行为，帮助解决他们已经确定的或强调良好做法的问题有关。我们宣传最好的STOP卡，包括它的沟通，由SHE委员会每月发布，这会用于每月的团队会议，也张贴在部门附近的咖啡区。
Q：如果事故确实发生，你有什么措施来防止它再次发生？
A： 对于任何意外或事故，我们都应进行调查，描述事故发生的情况、实际后果和潜在后果，并进行根本原因分析，使我们能够确定需要采取哪些行动，以确保事故不再重演。通过采取严格的办法确定根本原因，我们经常查明我们的程序中可以改进的领域或可以进行的额外培训，然后将这些培训传达给该部。还在其他地点与对SHE负责的人进行沟通，说明可能与其运作有关的任何结果。如果根本原因表明任何设备问题，我们将与制造商联系，以分享信息。这些调查的好处往往超出了SHE环境。（非常值得借鉴！！）
A： 我们有一个避免单独工作的总体政策，我们通过阻止任何业余工作和拥有大型实验室来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使用单独的工人警报器，以检测什么时候有人摔倒。在进行任何单独的工作之前，必须告知保安正在进行的工作以及在哪些建筑物中工作；这是为了确保在发生任何事情时都能得到必要的反应。然后检查单独工作人员的警报，以确保警报直接送到安全处。如果有警报，安全人员可以立即指示现场人员评估和启动紧急反应。
A：问题的一个持续根源是公用设备，并确保这些设备处于良好状态。对于像氢化器这样的设备来说，这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在那里有使用培训记录、设备所有者和注册使用的程序。对于更经常使用的设备，如天平或反应堆装置，每个人都在主要实验室使用，这就更难了。这是今年的一项改进活动。为了平衡，我们正在使用黑色材料在他们下面，以显示任何粉末更清楚。至于其他化验室设备，特别是油烟柜，我们现正推行移交程序，以显示这些设备已经过适当清洁，并已准备就绪，供下一位人士使用。
我们还在研究如何在不使用时通过“冬眠”排烟柜来减少能源浪费。这关闭了排烟柜，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气流。冬眠过程是一个手动活动，因为有人需要检查这样做是安全的，而一旦背带被提起烟雾柜自动重新启动。
Q：作为一名工业科学家，你是否觉得你在健康和安全方面所面临的压力与你在学术界的同事面临的压力不同？
A： 我认为在工业界或学术界，对安全的压力不应该有任何不同：这个实验不知道它是工业实验还是学术实验，安全在这两种环境中都应该是同等重要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在工业环境中，对SHE管理是比较直截了当的。工业实验室的实验者平均来说有更多的经验。重要的是，我们有大约200名科学家在一组实验室中工作，在那里管理层可以制定明确的SHE标准，并鼓励人们支持SHE的问题。这可以使部署严格的标准在逻辑上更简单。在制药业工作，并与制造环境紧密联系，意味着每个人都学会了调查对SHE适用的事件的方法，就像它们适用于任何质量或制造问题一样。
Q：你认为所有的实验室(包括学术界和工业界)分享他们的事故和失误报告对防止未来的事故发生会有好处吗？
A： 我们学习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意外事故和失误的经历。通过扩散我们可以借鉴的经验来改进我们的学习应该符合我们的所有利益。在公司内部，我们受益于对SHE进行报告和调查的商定方法，然后在整个公司的任何学习过程中都有一条清晰的沟通途径。
Q：除了身体安全之外，你还提到了SHE委员会也考虑心理健康，你能对此进行详细的阐述吗？
A： 心理健康被认为是一个我们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潜在领域。 我们意识到有些人把压力作为一种健康问题，所以我们决定召集一个部门的人，他们对如何改善这个问题感兴趣。我们从不同的来源收集了一份调查问卷，以了解所关注的领域是什么。从这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我们需要研究如何尽早确定是否有人需要帮助。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组织了一个为期一天的培训课程，为我们所有的一线经理提供关于心理健康意识的培训，并就如何找到支持提供指导。这已得到部门内所有人员的肯定，我们现在正在考虑为每个人提供“耐压”培训。调查表还强调需要明确确定该部门活动的优先次序，这已成为我们努力的一个特别重点。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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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链接：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7-019-0405-8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7-019-0401-z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57-019-040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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