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毒！溺亡！跳楼！自焚！研究生的自杀反抗，越发惨烈了！

来源丨学界观察、动物双城记

这是20年前的“哈佛大学的致命死亡事件”，在世界上竞争最激烈的实验室里，最优秀的Golden boy——Jason Altom（下简称杰森）的遗书中提到：

“这个事件本来可以避免，这里的教授有过多的权力来干涉研究生的生活（too much power over the lives of their grad students）。”

而在今天的中国，“这个事件”，变成了→17年12月26日西交在读博士杨宝德溺亡，女友吴静：不堪导师奴役致其轻生；→18年3月26日武理工男研究生陶崇园跳楼身亡，导师曾让喊“爸爸”。→19年9月2日华科研究生留血书跳楼自杀，跳楼疑因导师压榨。→2019年12月26日，南京邮电大学材料学院研究生不堪导师三年来的谩骂压榨人格侮辱，在实验室点燃溶剂自焚身亡！

从被查实对学生存在性骚扰行为的北航教授陈小武，到让学生到家里清洁、陪同超市购物、洗车的西交导师周筠，再到谩骂压榨学生的导师张红梅，他们似乎都受到了应有的处分：“取消资格，撤销职务”。

让我们把目光回到20年前《哈佛大学的致命死亡事件》上。

作为世界上最好的合成有机化学实验室，每年大约有350名年轻的科学家——一半研究生，一半博士后在哈佛大学化学系实验室大楼里辛勤劳作，每月的津贴税后大概是1000美元，但每个星期却要工作60到80小时，而获得博士学位，需要五到六年时间。

非人的压力、巨量的研究任务和异常激烈的竞争让这里的小时、天、年、星期五夜晚和假期都消失了。

杰森的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伊莱亚斯·J·科里（Elias J. Corey，下简称科里）。

出生于1928年的科里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化学家之一，也是本世纪最高产的有机化学家。

他的专业领域是合成有机化学。在一个几乎没有先例的职业生涯中, 他和实验室的成员合成了100多种自然发生的化学物质, 其中许多都具有重大的医疗或工业影响。

科里是同行公认的本世纪三位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从科里实验室毕业的成员累计发布了10万份科研论文。

在哈佛，你的导师拥有绝对的权力来决定你什么时候毕业，这给了导师过度的权力来干涉研究生的生活。

他们一方面持有你的薪水, 另一方面把持了你的专业推荐信。

在科里的实验室，聪明、开朗、自信、心智成熟、内心独立和坚韧——几乎是哈佛大学期待学生的模板的杰森，一直在埋头研究“haplophytine”项目，尝试了无数次的排列反应，但总是失败。

杰森在写给科里的遗书中写道：

当你的实验进展不顺利的时候，这是你最终孤独的地方。没有人可以交谈，这只有你和分子。

杰森认为他不再得到科里的尊重。

其实同年2月，科里实验室早已发生一起自杀案。

一名来自香港的大学毕业生迈克林，在杰森工作间附近的一个房间被发现时已经不省人事，两天后身亡，后被裁定为自杀，一些学生认为他使用了氰化钾。

杰森对迈克林之死有种病态的关注，很长时间后，他还在和同事讨论各种细节。

周四晚上，杰森告诉朋友，他可能找到了解决haplophytine问题的办法，但他必须先完成科里的想法，尽管他不认为科里的建议有效，但科里每天会检查两次进度。

周五上午，杰森没有到实验室。但他打电话给在实验室的迈克，让他打开自己的桌灯，好让外面看起来他仍在工作。

两天后，杰森选择了和迈克林一样的方式自杀。

巨大的工作压力、导师的绝对权力，艰巨的心理转变，和杨宝德、陶崇园事件多么相似的开头！

在杰森生前，不管是对室友、对实验室的同事、对好友，他从来没有提到过导师的虐待和不公正，甚至他以政策建议写成的遗书，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欣慰”的是，杰森的致命死亡，带来了大家都渴望的变革。

“我建议应该通过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导师委员会来跟进研究生的进步，并为研究生提供保护，使他们免受导师的虐待（abusive research advisers）。如果有这样的委员会存在，事情会有所改变。”

——杰森遗书

遗书的内容很快引起哈佛和哈佛之外的各大高校的震荡，他提到的三人组成的导师委员会得以实现。

哈佛大学成立了论文咨询委员会（DissertationAdvisory Committee，下称DAC），DAC由3名被认为在学生选择的研究领域拥有专业知识的人员（教师）组成，其中至少有两名DAC成员持有哈佛大学教师职位。

DAC的职能包括：

第一、批准学生的论文研究提案。

第二、DAC与导师协商，将定期评估学生论文研究的进展情况。DAC可以向导师和学生就学生完成论文的进度提出建议。

第三、DAC与导师协商，将决定学生在何时准备辩论他们的论文。

第四、学生必须向DAC提交他们的三名论文审查员辩护人名单，以供批准。

同时，哈佛开始提供免费且保密的心理咨询。哈佛的心理健康咨询室还提供24小时的提供紧急护理服务，即使是在晚上，周末和假期，学生都能到这里寻求帮助。

而由杰森的几位好友深度参与的哈佛学生生活品质委员会（Quality of Life Committee）的许多建议，也得到校方的重视和采纳。

而今日的中国高校呢？数条宝贵的生命，数个破碎的家庭，我们甚至不敢断定新闻案例就是全部；层出不穷的性侵案件，越来越多鼓起勇气站起来的人们和时间回溯越来越久的事件，都正在表明，我们都期盼着一个同样好的结果——公平。

2014年肆虐非洲大陆却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缓解预防一系列措施的埃博拉病毒，曾被一针见血地指出“治愈埃博拉只差5个欧洲人的距离”。

那么距离高校性侵事件奴役事件得到高度关注，还差多少间985？

武理工在陶崇园跳楼自杀12天后才发出的情况通报：

在奴役事件报道后，颇多网友们大论“社会经验”——抗压能力不足，圆滑经验不老道，做点小事怎么了→就差没有像小学时代老师嘲自己吼出的那句“下雨天别人都能到为啥你迟到！”一般笑出声来。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好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鲁迅《药》

研究生的学习往往伴随着艰巨的心理转变，从稚嫩、迫切取得老师的青睐到敬畏导师，再到自信, 独立思考并勇于挑战导师的权威。

有时候，30岁无房无车总有那么一秒想一夜暴富，被父母时刻盼望着一朝功成扛起全家的你，还要看到《摩拜创始人套现15亿背后，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的恐慌性爆文。

这是一个人生艰难转变的阶段，贝多芬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但是很多人在努力不被命运扼住咽喉已经很难。

这并不是简单的“师德归法律”。

去年底溺亡的杨宝德，短信曾说“自从转了导师，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他女友吴静坦言“我知道让学校开除这个老师的可能性太小了”——导师周筠被处分“取消招生资格”。

但其实，一件件被披露出来的奴役/性侵，都离不开最本质也是最迫切的一个诉求——“以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科里承认，“我对杰森的背景和日常生活并不够了解，我感到很难过”，他也坚持认为他不知道杰森的处境如此艰难，“我一直以为，如果这世界上有人要自杀，他可能是最后一个”。

那么，请不要在TA离去或受伤后，人们才开始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