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Science、Nature共谋,戏耍全球学者,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今天给大家讲一位重量级人物:尤金·加菲尔德。你可以对他一无所知,但不得不对他的发明顶礼膜拜。每每想起他,都有一种被影响因子支配的恐惧!

“影响因子”游戏之父尤金·加菲尔德

1925 年,出生在纽约布朗克斯区

194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专业

1949年,他顺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

1954年,拿下该校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

1961年,获得宾夕法尼亚大学结构语言学博士学位

 

与Science、Nature共谋,戏耍全球学者,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孤注一掷,SCI诞生

1956 年,在职攻读博士的加菲尔德注册成立 一家名为DocuMation 的小公司,推出的第一款信息产品——当前快讯(Current Contents, 简称CC),是一种对管理类杂志目录进行定期汇编的小册子。 除了零售散卖,贝尔实验室成为他第一家企业用户。

1960 年,他将公司正式定名“科学情报研究所”( 习惯简称ISI),与美国国家健康学会合作,获得国家科学基金(NSF)30 万美元政府资助,共同承担建设遗传学文献引用索引库(Genetics Citation Index)项目。

项目对1961年28个国家出版的613家期刊20000本杂志上的140万条参考文献,建立引用索引,进行编目,最终结果共得五卷,其中遗传学文献引用索引独立成一卷。

 

1963年,遗传学引用索引数据库顺利结项,加菲尔德原本期望国家科学基金能进一步提供资助,将余下四卷一起出版, 但后继申请计划被拒。

 

加菲尔德决定独立承担出版事宜,并将其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即学界现今所熟知的SCI。

三板斧打造SCI权威地位

SCI收录一定范围数量的期刊——这通常也被称为“源刊(source journals)”,通过在源刊文本和源刊参考文献之间建立“引用索引(citation index)”,可提供检索学者的SCI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在理工科领域,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评判现今主要取决于这类数据。

1964 年,ISI 首次出版1961年SCI报告,此后逐年出版,延续至今。

 

SCI 从一出生就是商业信息产品,“赚钱”才是它们与生俱来的属性。

 

这种属性也是加菲尔德千方百计让它们位居高端,凌驾于学术之上的真正动力。为了让学界接受它作为评估研究成果的权威手段,加菲尔德不遗余力从三方面展开努力。

第一,从最能撩拨学界敏感神经的“诺奖” 入手,论证SCI可预测诺奖。

从1964 年至1983 年间,加菲尔德持续撰写了30余篇文章,力图证明SCI论文引用可以“预测” 诺奖。在1990 年的一篇综述文章中,加菲尔德对这些文章的讨论结果进行了归纳。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963 年的一篇文章中,加菲尔德就主动发出警告,利用论文引用次数评估科学家和科学成果可能存在风险,理由是“论文的影响和论文的重要性及意义是两码事”。

 

但是,加菲尔德在随后持续打造SCI“产品形象”的过程中,却似乎完全忘记了当初发出的警告。

第二,打造各类“排名榜单”,建立SCI的学术话语权。

他利用SCI数据库,通过设置不同筛选条件——不同学科、不同起止年限、不同排名人数等,不定期推出各类高被引论文、期刊、 学者书籍的排名榜单。

 

从1962 年至 1993 年的31年间,加菲尔德发布这类榜单总计超过100 份。

 

可以这样说,今天学界热衷关注的各种 “高引”论文、学者排名榜单,早期最积极的始作俑者就是加菲尔德。

把发布各类排名榜单作为争夺学术评价话语 权的有效路径之一,如今几乎已成各大商业出版公司的共识。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发布“中国高被引学者(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榜单,在国内学界广受关注,本质上追逐的也是同样的目标。

第三,利用SCI来衡量各国的整体学术水平。

SCI 发起的早期阶段,加菲尔德就强力向各国学界灌输一个结论,SCI可用来评判各国学术建设成果之成效和影响。

 

1970年代,他撰写了大量这类文章,对俄罗斯、日本、东欧、法国等国的学术成果在国际影响力进行评判。通行的评判规则就是,SCI收录的期刊越多,期刊文章被引次数越多,说明该国国际学术影响越大,反之则说明该国学术影响“衰落”或无足轻重。

 

加菲尔德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SCI最终“一统天下”:一个国家的学术影响,不由本国科学家说了算,也不由本国科研管理部门说了算,而是由美国一家专门做图书情报生意的公司说了算。

与Science、Nature共谋,戏耍全球

1975年, 专门发布期刊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的期刊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 习惯简称JCR),首次以SCI附卷的形式出版。 

 

1979年,它被独立推向市场,此后逐年发布至今。影响因子本质属于SCI的衍生产品,是基于对SCI(后来包括SSCI 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得到的结果,该数据现今已成为学界评判期刊影响力的权威指标。

影响因子现今通行的计算公式——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绝大多数媒体和学者的通俗论述中都未能正确表述这个公式——的正确表述是:

期刊X在前两年发表的全部源刊文本在当年度的总被引数,除以期刊X在前两年发表的引用项文章总数量,即为期刊X当年度影响因子的得数。

与Science、Nature共谋,戏耍全球学者,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影响因子之所以能在当今学界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加利菲尔德在其早期发起阶段,有策略、有技巧地与《自然》 (Nature)、《科学》(Science)这类大牌期刊展开合作及心照不宣的共谋,有着极大的关系。

与Science、Nature共谋,戏耍全球学者,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最明显莫过于,利菲尔德主动为一些大牌“两栖”科学杂志改变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

影响因子算式规则从提出至今,历经多次更改。

1955年,加菲尔德最初将一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当成“影响因子”。

1963年,加菲尔德又把“影响因子”定义重新修正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数”。

1972年,加菲尔德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以1967、1968 和1969 三年的SCI数据为基础,计算1969 年度的期刊“影响因子”,他当时的做法是将《自然》、《科学》、《柳叶刀》、 《美国医学会杂志》这类刊物上的所有文本都计入算式分母,理由是:“全部计入”不失为较为便捷的处理手段;更重要的是,“这些期刊上的非学术文本也是潜在的被引用文本”。 这种做法显然对《自然》、《科学》之类的期刊非常不利,庞大的分母直接拉低它们的影响因子, 排名结果全都落到40之后。

1975 年,针对上述情况,在首次作为SCI 附卷发布的JCR报告中,加菲尔德对规则再次进行调整,规定分母项只包括三类“学术文本”:原创研究论文(original research articles)、评论文章(review articles)和技术报告(technical notes)。

 

“非学术文本” 不再计入的理由是,它们“很难获得引用”。分母数量大幅减小对《自然》、《科学》这类期刊的影响因子结果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加菲尔德只委婉地承认“部分归结于这个原因”,但相较1969 年,它们的排名全部大幅上升,其中《美国医学会杂志》惊人地提升了100 位。

1995年,在该年度的JCR 报告中,影响因子分母规则又一次被调整,范围进一步缩小,“技术报告”被剔除,只保留“原创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两项——这一做法基本保持到今天。毫无疑问,对《自然》和《科学》这类“两栖刊物” 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利好的改变,分母项范围进 一步缩少,意味着影响因子算式结果又有了增长的空间。

与之相对应,《自然》和《科学》也愿意“投桃报李”,它们提供版面作为发布平台,为影响因子积极营造声势。

 

加菲尔德对影响因子的规则有重要改变的文章都发表在此两刊上:1955 年,影响因子首次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出现在《科学》上; 1972 年,《科学》刊登了1969 年度期刊“影响因子” 报告;1976年,《自然》摘载了JCR报告的减缩版—— 考虑到JCR 在1975 年才首次出版,这几乎等同于这两份大牌期刊在帮助它进行市场预热和产品推广了。

把情报王国建立在脚注上的大富翁

《科学》杂志1978 年的一篇文章称他为 “把信息王国建立在脚注上的大富翁”,可谓十分贴切。

对加菲尔德而言,1964 年投产SCI 完全是背水一战的商业冒险。为了弥补资金缺口,他把公司20%股权以50万美元价格卖给华尔街风投。SCI当年的市场发售价格为700美元,老年加菲尔德在一次访谈中回忆,它的第一份订单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图书馆,出人意料的是第二份订单——它来自红色中国。

事实证明,加菲尔德对SCI的产品决策堪称“高风险高收益”。SCI 从1964 年推向市场到1971年短短七年时间,ISI 的利润平均每年以27.5%增长,随后又开发了十余款新品,公司业务迅速拓展到全球近十个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信息服务咨询公司。

1988年,加菲尔德把ISI超过50%的股权卖给 JPT 出版公司(JPT Publishing)。1992 年4 月,汤森路透以2.1 亿美元价格收购JPT出版公司。据汤 森路透首席运营官说,交易主要是为了得到ISI, “ISI 在全球拥有30万客户,每年净利润约为1500 万美元”。

2016 年7 月份,汤森路透又将SCI和影响因子在内的主要业务以35.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Onex公司(Onex Corporation)和霸菱亚洲投资基金 (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全球独立运营的新公司正式命名为科睿唯安(Clarivate Analytics),这是它第三次被转卖。

SCI 和影响因子被各国学界奉为理所当然的权威学术评估手段,用于衡量 个人、学术团体、研究单位、乃至一个国家的整体学术水平。

 

它们在学界发挥的威力甚至让加菲尔德都倍感讶异,在2000年的一篇大会报告中, 他表示影响因子发挥的功能和引起的麻烦,像“核能”一样让人“喜忧掺半”,引发的争议是他先前始料未及的。

人们起初希望通过引入SCI这样的学术评价指标来评判学者的学术成果,但随着学术管理部门把这类指标与学者职位“任命和擢升”直接挂钩,最终导致“本末倒置”,SCI(以及后来的期刊影响因子)从评判手段变成学者极力追求的目标。

2016年全球共计收录SCI 期刊8856 份,其中中国只占188 份,但SCI论文数量已超过30万篇,仅次于美国,这意味着绝大部分中国学者的论文都发到国外的SCI 期刊上。

 

学者写出论文却不愿发表自己国家的期刊上,国内科学期刊扩大影响提升竞争力又从何说起?

 

手段和目标完全背道而驰,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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