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以“长江”和“杰青”为例，激烈竞争下的“压龄” 申报现象！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是国家重大人才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是1998 年8 月教育部与李嘉诚基金会共同启动实施的国家级人才计划，其宗旨是吸引和遴选中青年学界精英，培养和造就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科领军人才，带动国家重点建设学科赶超或保持国际先进水平。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是国家于1994 年专门拨款设立的人才专项基金，主要用以促进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鼓励海外学者回国进行高水平基础研究。

本文以2017 年底前入选的历年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以下简称“长江特聘”) 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简称“国家杰青”) 中的高校科研人员为研究对象。

据统计，截至2017 年底，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共计遴选了16 批，2150名特聘教授，其中约产生了170 名两院院士，有480余人以第一获奖人身份获得了国家科技奖励;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累计批准资助了23 批，共计2506名高校科研人员，其中约产生两院院士180 名，以第一获奖人身份获得国家科技奖励者约有460 人。

人才项目中常用的年龄政策工具是设置固定的申报年龄门槛。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自设立之初就对申报人年龄进行严格限制，要求候选人在申报当年未满45 岁。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也设置了较为严格的申报年龄门槛( 表1) 。2004 年起，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开始向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开放，并设置了不同的申报年龄门槛，其中，科学技术领域特聘教授的申报年龄上限始终维持在45 岁; 人文社科领域特聘教授的申报年龄上限从2004—2009 年间的50岁提升至目前的55 岁。

表1 长江特聘历年申报年龄要求

值得注意的是，长江学者奖励计划还针对一些特殊群体制定了申报年龄放宽条件，并对放宽条件进行了多次调整( 表1) 。2006 年前，放宽条件较为模糊，如1998 年、2004 年的申报条件中分别指出“特殊情况”和“特别突出和紧缺的人才”可放宽年龄要求。2006 年起，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开始明确针对特定人才放宽申报年龄限制，如2006—2009 年间对“直接从海外应聘的高层次人才”放宽年龄要求; 2015 和2016 年开始对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特定人才放宽申报年龄2岁( 即科学技术类47 岁、人文社科类57 岁) 。

压龄申报，顾名思义，是指候选人踩着年龄门槛，在符合年龄条件的最后一年申报人才项目。 显然，通过压龄申报成功入选的学者是“幸运儿”，一旦失利，他们将丧失再次申报人才项目的资格。 

有两类原因可能导致压龄申报: 

( 1) 候选人正好踩着人才计划的年龄门槛获得申报资格，说明候选人取得重要学术成果( 即国内外同行公认的重要学术成就) 的年龄与申报年龄门槛相吻合; 

( 2) 当符合申报条件的候选人有多个时，高校一般会优先推荐在年龄门槛附近的候选人，而在来年再推荐较年轻的候选人，以追求入选人才项目的高层次人才数量的最大化。

显然，前者是导致压龄申报的自发因素，体现了科研人员职业发展的自然年龄规律，而后者更多是人为因素，反映了人才项目中可能存在的论资排辈问题。

由于国家杰青和长江特聘( 科学技术领域) 的申报年龄门槛均为45 岁，本文将申报当年为44 岁的国家杰青和长江特聘( 科学技术领域) 视为压龄申报的群体。类似地，人文社科领域长江特聘 在2004—2009 年、2011—2016 年的压龄申报标准分别为49 岁、54 岁。同时，针对明确享受2015— 2016 年年龄放宽政策的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特聘教授，科学技术领域和人文社科领域候选人压龄申报的标准分别界定为46 岁和56 岁。

本文收集了2017 年底前入选的每一位长江特聘和国家杰青的基本信息( 包括出生日期、学科领域、聘任高校等) 。由于出生日期不详分别排除了 14 名长江特聘和32 名国家杰青。最终，在2136 名长江特聘和2474 名国家杰青中，本文通过上述年龄规则筛选出了压龄申报的高层次人才共计658 人，其中，长江特聘和国家杰青分别有255人和 403 人。两类人才项目中通过压龄申报入选的高层次人才占比达到了14. 3%。

图1 长江特聘申报年龄分布

如图1 和图2 所示，长江特聘和国家杰青都出现了围绕申报年龄门槛集中分布的情况。首先， 科学技术领域长江特聘的申报年龄以42—44 岁居多，峰值出现在43 岁。按照前述压龄申报的统计规则，共计218名长江特聘为压龄申报，约占科学技术领域长江特聘总数的12. 5%。与此相似，国家杰青的申报年龄分布峰值出现在44岁，即压龄申报在所有申报年龄中占比最高。共计403 名国家杰青压龄申报，占杰青总数的16.3%。

显然，国家杰青的压龄申报现象比长江特聘更为突出。

图2 国家杰青申报年龄分布

人文社科领域长江特聘的申报年龄分布呈现出不一样的特点。

一方面，人文社科领域压龄申报的比例明显低于科学技术领域，共计37人压龄申报，约占人文社科领域长江特聘总数的 9.4%。从分时间阶段看， 2004—2009 年压龄申报的比例更低，仅有5.9%；到2011—2016 年压龄申报的比例快速上升至11%。可见，随着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的持续推进，人文社科领域长江特聘的压龄申报现象也开始逐步凸显。

另一方面，人文社科领域长江特聘的申报年龄还出现了“双峰分布” ( 47 岁和54 岁两个峰值) 的特点。共有47名长江特聘的申报年龄为47 岁，远超过压龄申报的人数。进一步观察这些压龄申报者的简历可以发现: 其中约有1 /4 在44 岁时压龄入选了“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并在三年资助期结束后成功入选长江特聘。这从侧面说明，不同年龄门槛的人才项目表面上形成了衔接有序的人才政策体系，但也可能造成科研人员职业发展中的“路径依赖”

图3 人才项目压龄申报比例的年度趋势

从压龄申报者占历年人才项目入选者的比例来看，长江特聘和国家杰青两类人才项目均有明显上升的趋势。

如图3 所示，国家杰青压龄申报比例呈现出震荡上扬趋势，先从1994—1999 年间的 5%左右缓慢上升到2000—2006 年间的10% 左右，后再迅速提升至2007—2017 年间的20% 左右。 2008年国家杰青压龄申报的比例最高，超过1 /3，达到38%。

长江特聘压龄申报比例的上升幅度略小于国家杰青。2010 年前，压龄申报比例基本维持在 10%以下; 2010 年起，压龄申报比例明显上升， 2012—2015年间达到20%左右，2016—2017 年间虽有所回落，但也稳定在12%。2013 年的压龄申报比例最高，达到27%左右。

由于每年入选人才项目的人数基本保持稳定，压龄申报比例的上升一方面意味着申报年龄门槛附近的人才堆积状况有所恶化，竞争也随之加剧; 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青年科技人才获得人才项目资助的机会减少。以压龄比例最高的年份为例，仅有73%的长江特聘岗位和62%的国家杰青项目提供给44 岁以下的青年科技人才。

长江特聘和国家杰青的平均申报年龄均呈现出“大龄化”的发展态势，如图4 所示，项目伊始，科学技术领域长江特聘的平均申报年龄基本维持在39 岁以下，而近几年，平均申报年龄提高至41岁以上；国家杰青的平均申报年龄提升幅度更大，从一开始的 37岁左右持续提高至40 岁以上。

人才项目中压龄 申报比例的上升与申报年龄的“大龄化”趋势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也从侧面说明，“大龄化”趋势极有可能是由于固定申报年龄门槛的设置而人为引发的。

按照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学科分组方案，本文将长江特聘和国家杰青的学科专业划分为19 个类别，然后将这些学科类别归并入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生命医药和人文社科4 大学科领域。经表2 统计，长江特聘和国家杰青中压龄申报群体在学科领域上呈现相似的分布特点，不同学科领域的压 龄申报比例存在明显差异。

工程技术领域高层次人才的绝对数量最多，压龄申报的人数也最多。 长江特聘和国家杰青压龄申报者中分别有44%和39%来自于工程技术领域。同时，两类人才项目在工程技术领域上的压龄申报比例也都很高，分别达到15. 1%和16. 7%。

除此之外，生命医药领域压龄申报比例也偏高，该领域国家杰青的压龄申报比例高达18. 4%。相比而言，自然科学领域的压龄申报比例普遍较低。这些都说明了工程技术、生命医药领域的压龄申报现象比自然科学领域更为突出。

表2 压龄申报群体的学科分布

两类人才项目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压龄申报比例明显不同，长江特聘仅有9. 4%，而国家杰青却 高达18. 5%。这一悬殊结果也符合预期。

由于国家杰青针对人文社科( 主要是管理科学相关领域) 和科学技术领域采用相同的申报年龄门槛，而长江特聘则将人文社科领域的申报年龄门槛放宽了 5 － 10 岁，加之，人文社科领域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速度明显慢于科学技术领域，因此，同样是人文社科领域，国家杰青的压龄申报比例远超过长江特聘。

图5 压龄申报群体在具体学科专业上的分布情况 

图5 进一步展示了压龄申报群体在具体学科专业上的分布情况。结果与上述总体分布情况一 致: 工程科学和医学两个学科压龄申报人数最多，均超过了100 人次；信息科学和材料科学紧随其后，压龄申报人数也均超过了60 人次。

这4 个学科的压龄申报人数已经超过压龄申报总数的一半。 这一现象背后存在的主要原因是： 不同学科领域的科研人员在取得重大成果的年龄上存在差异。 一般来说，工程技术、生命医药领域的成果产出周期要长于自然科学领域。应用型研究者获得重大成果的时间晚于理论型创新者， 从事医学、生命科学或交叉学科研究的科研人员普遍在博士及博士后训练上花费更长时间，因此他们获得重大成果的时间也较晚。

因此，当对上述学科领域采用相同的申报年龄门槛时，工程技术、生命医药领域的压龄申报比例会明显增高。

根据教育部“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本文将高层次人才任职机构划分为三个层次: 一流大学建设高校、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和其他高校。

据统计，长江特聘和国家杰青中的压龄申报者分别来自于90 所和102 所高校，其中绝大多数为“双一流”建设高校。

具体来说，长江特聘压龄申报者中有 70.2%来自于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22. 7%来自于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仅有7. 1% 来自于非“双一流” 建设高校;

与此类似，国家杰青压龄申报者中分别有73%和18. 6%来自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高校，仅有8. 4%来自于非“双一流”建设高校。

显然，“双一流”建设高校( 尤其是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一方面是高层次人才汇聚地，另一方面也是人才竞争较为激烈的地方。

从具体机构来看，有15 所高校的压龄申报者数量在10 人次以上，比如: 北京大学( 46 人次) 、清华大学( 34 人次) 、上海交通大学( 31人次) 、复旦大学( 28 人次) 、浙江大学( 24 人次) 、中山大学( 22 人次) 、华中科技大学( 18 人次)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6 人次) 等。

这些高校均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通过与人才项目总体的压龄申报比例14. 3% 这一基准值作比较可以发现，各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压龄申报问题严重程度不一。

压龄申报比例明显高于基准值的代表性高校有: 同济大学 ( 26. 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18. 4%) 、上海交通大学( 17. 6%) 、四川大学( 17. 5%) 、中山大学 ( 17. 5%) 和西安交通大学( 17. 1%) 等; 

压龄申报比例较低的代表性高校有: 南京大学( 7. 1%) 、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 8. 7%) 、哈尔滨工业大学( 8. 8%) 、清华大学( 9. 4%) 和武汉大学( 9. 8%) 等。

高校的压龄申报比例越高，意味着青年科研人员之间的竞争越激烈，青年科研人员的成长机会和空间越小，也越不利于青年科研人员的脱颖而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压龄申报比例偏高的高校大都是工科、医科见长的高校，再次验证了上述压龄申报群体的学科分布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