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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e Altinli和丈夫Manuel Chevalier两人都在德国的机构做博士后。他们不到30岁就相识了，但现在他们已经35岁，却都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Chevalier甚至已在3个国家做了8年博士后。
工作过度、薪水过低、不稳定的短期合同……在学术界卖着苦力，却前途未卜，这是当前许多博士后的共同感受。博士后为科研领域贡献了许多高质量成果，是一支重要的创新力量，但他们的处境令人堪忧。
10月24日，Nature公布的2023年博士后调查结果显示，许多博士后的生活停滞不前，尤其是31~40岁的博士后面临多重压力。
这些博士后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早在2020年，Nature第一次面向全球博士后开展了一项调查，过半的人表示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职业前景。今年这项调查是第二次，该调查共有来自93个国家的3838名博士后受访者参与。调查显示，对现有工作并不满意的博士后比例仍在增加。
博士后研究人员觉得他们是学术界的苦力，而且大部分都很难获得一个稳定的职位。一直以来，博士后工作多为合同制。Nature调查显示，48%的博士后已在流动站工作3年以上，3成的受访者已做了两三轮博士后，甚至更多。
短期合同、低工资和生活成本的上涨，让很多博士后处境艰难。
Mine Altinli在德国BernhardNocht热带医学研究所（BNI）做博士后，主要研究蚊子传播病毒。她的丈夫Manuel Chevalier在德国波恩大学做博士后。算起来，Chevalier已在3个国家辗转做了8年博士后。两人初见时还不到30岁，但现在他们已经35岁，却都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让他们感到非常恼火。
“如果我们有稳定的工作，我们现在已经买房了。”Altinli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不确定性变得越来越令人沮丧，“我知道我并不差，也正在努力工作，但我依然不确定这是否足以让我在学术界找到一个固定职务。”
在职场，年龄是一道坎，在Nature的这项调查里也体现了这一点。根据调查结果，与30岁以下的博士后相比，年龄在31~40岁之间的博士后群体，在学术和生活上都感到越来越不满，甚至表现得很悲观。其中，生物医学领域的博士后满意度最低。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一名近40岁的神经科学家Faredin Alejevski表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上的负担越来越沉重。他说，他被要求牺牲晚上和周末，忽略自己的社交生活和假期，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一份没有保障的职业。“博士后合同的短期性质使我们无法安定下来组建家庭。感觉自己在同龄人中已经远远落后。”
丹麦奥胡斯大学的捷克考古学家Petra Heřmánková完全在Nature的调查数据中看到了自己。
就像Chevalier和Altinli一样，Heřmánková为了工作也搬了很多地方，她先是在布拉格读博士，然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做博士后，接着又在丹麦做博士后。今年8月，她在奥胡斯大学开始了为期3年的助理教授职位，届时，她将满40岁。尽管这比博士后“看起来更体面”，但晋升为长期工作的机会依旧不大。
Heřmánková说，当处于这种无序状态时，很难攒钱，而且时间越久压力越大、心情越沉重。“当年我离开澳大利亚时，只带了两个手提箱和一个背包。自2015年以来，我就没有电视了。”而且，最令她难受的是，她一直买不起房子，但丹麦和捷克的房价都在上涨，超过了她的工资水平，她不确定自己还能否买到房子。
“成为博士后后，我觉得自己的心理健康状况急剧下降。我有严重的睡眠障碍。”
“我怀着对科学和研究的热情开始了博士后生涯。但现在已经精疲力竭，沮丧不已。我对此感到非常难过。”
“从事科学研究得靠碰运气，努力不一定会转化为成功，只有幸运的人才会出人头地。”
根据第二次调查数据，虽然有一半以上的博士后表示还会留在学术界，但只有20%的人能在学术界获得稳定的学术职位，能获得终身教职的更是凤毛麟角。
在博士后阶段，人们往往希望更长久地定居下来，希望一切都趋于稳定。尤其上了30岁以后，家庭责任也越来越重，上有老下有小，平衡工作和家庭变得更加艰难。
在智利天主教大学做博士后的生态学家Ingrid Alvial也在Nature的数据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家庭在我们的人生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和智利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样，她推迟了生育的时间，今年42岁才刚有了第一个孩子。她说，成为母亲增加了“精神负担”，也意味着她现在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在日本东京大学研究海洋污染的Rei Yamashita也是40多岁，她说，与30岁时相比，她对自己职业生涯感到更悲观。过去15年里，她一直在做博士后，并为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比如没有买房子，也没有生孩子，但她仍然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位。
当工作和家庭发生冲突时，有些东西必须舍弃。一些研究人员推迟要孩子，直到他们完成博士后阶段。比如三十出头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博士后Shehryar Khan，他和妻子决定等两年后结束了博士后工作再要孩子。到那时，他希望能在加拿大找到一个PI的职位。
“我们都很想要孩子，但在目前的经济情况下，我们负担不起抚养孩子的费用。”Khan认为，推迟生育的决定在博士后群体中变得越来越普遍。
在Nature调查里，更多30多岁的博士后受访者讲述了组建家庭的不易：
一名来自美国的物理学家表示，“工资太低了，我们能负担得起养育孩子的唯一原因是妻子有一份高薪的工作。”
一名来自德国的医疗保健研究人员表示，“很难把博士后和家庭结合起来。我想我之所以能得到现在的博士后工作，是因为我没有告诉老板我有3个孩子。”
Nature的调查数据显示，带薪育儿假和育儿补贴的落实情况仍然参差不齐。工作福利包括育儿补贴的仍然是少数，尽管这一比例从2020年的14%上升到今年的17%。
博士后对薪酬、工作保障和职业发展的不满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否则学术界会有失去人才的风险。
在这项调查中，一位博士后受访者表示，在他的经历中，身边同行一直在讨论这些问题。与拥有相似资历但在其他行业工作的人相比，低工资和不稳定的工作条件是博士后的重要组成部分。
看不到出路让一部分人转投收入更可观的工业界。Julia Sanchez-Garrido在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博士后研究还有一年就要结束了。她最大的担忧是工作保障，身边许多同事已经转投工业界。她也有此打算。
Chevalier和Altinli都不想再搬家了。Altinli正在寻找一份永久的固定工作，虽然她更喜欢搞学术研究，但也不排除会去工业界。夫妻俩已经达成共识，他们定居的地方将由两人中谁先获得一份永久工作来决定。
Heřmánková和Alvial都谈到可能会为了稳定而离开学术界。Van Goethem也不确定未来是否还继续学术研究。他认为，做博士后真的吃力不讨好，想要脱颖而出是非常困难的。“当看到你的同龄人做着不需要耗费太多时间的常规工作，但他们却比你赚得更多、更快乐时，你可以想象，人们对这条科研职业道路的热情会迅速消退。”
在Nature的调查中，44%的受访者意识到在他们的工作单位很难招到人。关于这个问题的原因，81%的人认为是“缺乏工作稳定性导致博士后走上其他职业道路”，78%的人认为“研究生绕过博士后路线，选择了更赚钱的职业”。
在加拿大和美国，青年科研人员正在组织起来，并采取行动要求提高薪水，一些地区的博士后还举行罢工游行。这一事实表明，事情已经变得很糟糕。
需要越来越多的资助者、科研机构关注博士后的困境，努力寻找改善薪酬和工作待遇的方法，确保这个群体对稳定性和职业支持的需求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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